找人借钱。他以社会党党魁的身份向汪精卫靠,但他连一个党员也没有,只
好以一个光棍党的“领袖”加入汪的“和平运动”。
另一个是国家社会党政治委员诸青来。再一个是中国青年党第二流角
色的赵毓松。汪精卫每月拨给他们二三万元“活动费”。要他们为其吹喇叭,
抬轿子,为伪中央政治会议“多党政治”装饰门面。“无党无派”人士有袁
世凯的女婿杨毓珣,另一个曾为孙传芳办过教育的赵正平。
汪精卫集团网罗的就是这批封建余孽、无行文人、洋场恶少、党棍政
客,来拼凑他们的中央政治会议的班底。
正当汪记政权登台紧锣密鼓之时,出现了一幕所谓日、蒋、汪合流的
闹剧。日方通知汪精卫:“日方与渝方接洽,所谈条件已有头绪,因此,日
方主张汪先生组府日期延迟。”汪精卫听了头上犹如浇了一桶凉水。若日方
与蒋介石谈判成功,势必让他与蒋介石共同组府,这样,不就是日本人又把
他汪精卫送给蒋介石手里吗?汪精卫悲哀地想,日本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
里,只不过把他当作一个傀儡使用罢了。
在汪精卫集团内部,周佛海是个朝三暮四的人,他逃离到香港后,曾
与戴笠、杜月笙联系,周对戴说:“此次离职欲劝汪勿趋极端,并无其他。”
周到上海后,委派段祺瑞之侄段运凯等人去重庆,通过杜月笙、陈果夫等各
种渠道,向蒋介石通话,希望能与重庆合作,实行与日本的“全面和平”。
同蒋介石、宋美龄关系密切的北平燕京大学校长、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司徒雷
登来到上海,托人找到周佛海。周佛海、陈公博同司徒雷登3 人进行了会谈。
司徒雷登说:“中国军事的力量薄弱,不足与日本相敌,如果能在这时求得
合理的‘和平’,就是中国之福。你们现在不宜组织政府,以免公开暴露内
部分裂。”陈公博、周佛海表示赞同。双方详细讨论了“全国和平”有关事
项,但司徒雷登走后,杳无音讯。
日本人背着汪精卫从1940 年3 月初开始,加紧了跟重庆直接谈判的所
谓“桐工作”。
日本兴亚院政务部长铃木卓尔奉命赴香港任机关长,与重庆方面的自
称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等3 人谈判。双方在香港举行圆桌预备会议,讨论和
平条件。蒋介石代表原则上同意了由日本方面起草的“备忘录”,但他们坚
持“和平”的先决条件应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又不愿在“备忘录”
上签字,仅仅保证火速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誓在内部努力作到承认这一“备
忘录”。
日方认为“桐工作”计划已有头绪。但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爱
国志士有针对性地掀起反对投降的高潮,迫使蒋介石不敢公开投降。那个自
称宋子良的人,实际上是由军统特务曾广冒名顶替。日本人由于与蒋介石的
谈判没有进展,不得不把注意力又稍偏在汪精卫身上,于是,日本人通知汪
精卫,组府的时间定在4 月1 日。
汪精卫大喜,找来周佛海,要他即作准备。周佛海听了,思忖一下,
道:“4 月1 日,这日子不好,不吉利!”汪精卫吃了一惊:“怎么不吉利?”
周佛海慢悠悠地道:“4 月1 日是外国人的‘愚人节’,选择这样的一个日子
组府,显然有嘲弄的意味!”汪精卫顿时脸面通红,但敢怒不敢言。他通过
日本派遣军司令西尾寿造一再交涉,才把组府的日期改为3 月30 日。
3 月20 日,汪精卫在南京主持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
民党11 人,“临时”、“维新”政府各5 人,所谓的“合法”政党领袖及社会
贤达8 人。会议通过了伪中央政府的机构和长官人选,同时组织中央政治委
员会,作为“全国最高之指导机关”,该会设有6 名当然委员,4 名列席委
员,19 名指定委员,11 名招聘委员。
3 月30 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以“国民政府还都”的名义,在南京
粉墨登场。卧于大江之畔、钟山脚下的南京城,原是虎踞龙盘,气势雄伟,
但沦陷以后,已是满目疮痍,汪伪国民政府设在战前考试院的旧址。
这天清晨,在汪伪武装警察的威迫下,南京市大街小巷挂起了由日本
人设计的所谓“国旗”,真是:国旗竟有辫,例子确无前,贻羞全世界,遗
臭万千年。
在鼓楼与新街口闹市区一大批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更加给这个城市
增添了恐怖的气氛。国府大礼堂内,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一班人马,在恭恭
敬敬地等待日本主子的到来。那西尾寿造、板垣带领着一大群随从姗姗而来。
于是“国民政府还都典礼”正式开始。汪精卫宣布蒋介石的重庆政府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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