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如此，张伯伦之改变主意，并不限于口头上说说了事。在希特勒的名册中的第二十“小国”就是波兰。由于首相作出了重大的决定，由于他必须与许多人士进行磋商，他在这个期间当然是极其忙碌的。过了两个星期（3月31日）首相向议会说：
我现在要向议会报告……如果一旦发生显然威胁波兰的独立的行动，而波兰政府因此也认为必须发动全国的力量来进行抵抗，那么，英王陛下政府将立刻认为有义务立即给予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英国政府已经向波兰提出大意与此相同的保证了。
我还要申明，法国政府已授权我明确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它与英王陛下政府采取同样立场，〔其后又说〕各自治领已获得详细的通知。
这时，已经不是彼此追究往事的时候了。议院里各党各派的领导人都一致支持对波兰的保证。“上帝保佑，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这就是我当时所说的话。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关头，这是一个必要的行动。凡了解当时局势的人，都毫不怀疑，这多半意味着一场我们不免要卷入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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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好心而能干的人作出了种种错误的判断而演成的悲惨故事，现在已达到高潮了。使我们大家都陷于困境这一事实，说明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尽管他们的动机如何光明正大，都应受到历史的谴责。请回头看看我们过去曾接连接受的或者放弃的东西：根据庄严的条约把德国解除了武装；德国破坏庄严的条约重整军备；我们失去了空军优势，甚至连空军均势也丢掉了；德国以武力进占莱茵兰，齐格菲防线已经筑成或正在建筑；柏林—罗马轴心成立了；奥地利被德国并吞同化了；慕尼黑协定背弃和毁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占领了它的防御工事，它的强大的斯科达兵工厂从此替德军制造军火；罗斯福总统想通过美国的干预来稳定或澄清欧洲局势，被一手撇开了；而苏联显然愿意联合西方国家竭尽全力来援救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人理睬；在英国只能提供两个师来增强法国边境防务的时候，本来可以对付尚欠完备的德国军队的三十五个捷克师，也被扔掉不要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而现在，把所有这些优势和有利条件丢得一干二净的时候，英国却一手领着法国，迈步前进，要保证波兰领土的完整。这个波兰，只是在六个月之前，还像一只饿狼一样参与掠夺和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如果我们在1938年为捷克而战，那是明智的，因为那时德国军队还不一定能够派出五六个有训练的师到西线驻防，那时候，法国以其六七十个师的兵力，尽可以风驰电掣地越过莱茵河，进入鲁尔。但是在那时，只要提到这种战争，就会被认为不讲道理，轻率鲁莽，不符合现代人的思想和道德水平。现在到了最后田地，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又宣布时刻准备为了波兰的领土完整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历史，据说其中大部分是人类罪恶、愚蠢和痛苦的记录。像这种突然一反五六年来一向随便采取的安抚绥靖政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了立场，甘愿接受显然是迫在眉睫的战争，而这个战争，条件远较以前恶劣，其规模则大到极点，我们不妨在历史里好好地探寻搜索一下，看看能否找出同样的事例来。
此外，我们又怎么能够保护波兰，并履行我们的保证呢？
那只有对德国宣战，向那道曾在1938年9月把我们吓退的而现在更坚强的“西墙”和更为强大的德国陆军发动攻击。这是走向灾祸的一连串的里程碑。这是向日益强大的德国威力接连地屈服的记录，只是在开始时我们还有力量轻易对付，往后就越来越困难了。现在，英法两国终于不再屈服了，在最坏的时刻和最不利的条件下终于作出了必然导致千百万人遭受大屠杀的决定。先是把所有的资产和有利条件肆意挥霍殆尽，然后用颠倒过来的精心刻划的词藻，宣称决意为了正义的事业进行殊死的战斗。如果你可以在无须流血就能轻易获胜的时候不为正义而战，或者在稳操胜券并且代价不大的时候不战，那就会有一天只好在极不利的形势下，在只有一线生存希望的时候被迫进行战斗了。甚至还可能有更坏的情况。
可能在全无取胜希望时还不得不奋起战斗，因为战死沙场总比活着当奴隶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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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演说使我同张伯伦先生大大接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
我冒昧重申一下我昨天下午在议院会客室向你提出的建议，即今后应在防空方面进行充分的准备。我们这样做不会被认为属于侵略性的，却可以加强英国政府在大陆所采取的行动的严肃性。把这些官兵集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效率就会逐日增长。这在国内的影响，只会加强人们的信心而不会引起恐慌。但使我最念念不忘的是希特勒。他在这个时候一定是精神极度紧张的。他知道我们正在组织一种联合力量来制止他发动进一步的侵略。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他们可能企图对伦敦或者对使我更忧虑的航空工业进行突然袭击。如果他事先知道我们一切早有准备，则这种诱惑也许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不可能进行突然袭击了，因此，必须消除采取极端暴行的诱因，以便进行更为审慎的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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