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年京畿地区的平均粮价大约在一点一贯每石,也就是说拿到官府出让的绝户田的地主赚大了,十贯价格买田,更具这粮价只需五年时间就回本,其后,他们会祖祖辈辈用这些资产进行门阀财富的积累,一直到徽宗时期的尾大不掉。
官府优惠出让田产绝对没问题,甚至白给都没问题。最大问题出在:这些绝户田不是卖给散户农民的。
没什么道理,官府便宜卖的东西就是在后世文明时代,真正需要的老百姓也很难买到。譬如臭名昭著的经济适用房,许多开豪车的人买到了,但是交不出全款又不能贷款的贫困户许多都没买到。
所以这些田集中在了地主手里。农业资本家们的高效来自于剥削和强压,他们的确需要雇佣佃户种植,但给的佃佣非常少,大头百姓只能糊口而没有购买力,这其实就是经济危机的第一大成因。
京畿地区还好些,毕竟有些相对正直的相公看着,若放在边远地区,剥削的比值会更大。
受害者显然是百姓和老赵,没其他人什么事,他们表示“这锅我们不背”。
所以北宋时期一连几任皇帝想励精图治,却最终失败的原因为在于:他们都选错了队友。
既然受害者是皇帝和百姓,那在技术上讲,皇帝只有一个出路是带着百姓改革,才有可能成功。然而赵家皇帝们信了文彦博们的话,他们说“和皇帝一起治天下的是士大夫,不是百姓”。反对这个理论的范爷爷被他们反复凉拌到死。
于是老赵带着士大夫改革,必然扑街。理由不要太简单:永远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老赵指望他所倚重的阶级反自己,会成功就见鬼了。就是这个原因改革总比革命难,改革是拿刀砍自己脑袋,革命是带着利益共同体去砍别人脑袋。
当然士大夫阶级中还是出现了几个骨骼惊奇的叛徒,就是王安石和韩绛,不过后来也因为战力不够而失败了。
额扯远了。
话说现在大雱签发田契签到手麻。
没办法,别人不敢签。虽然签了也作数,毕竟是官府机构文书。但谁签字肯定谁的责任,现在的政治格局不是一般的乱,都不知道怎么解读政策?
韩大脑壳不是首相,却以首相身份发布政令:禁止京畿出售绝户田。
王雱明显是韩琦的人,但进驻司农寺后第一个政策就是“大举出售绝户田”,有乱政的嫌疑。与此同时工部也跟进乱政了?
所以不明觉厉的小官僚们晕了,完全不明白现在到底是不是神仙打架,还是有什么大阳毛?
做事他们当然敢,毕竟司农寺现在最高行政官员之一的王雱下令了,但签字他们不敢,无数田契文书就等着王雱一人签署。
司农寺主簿已经被吓病,年后就直接请病假不来上班。因为他管不住王雱,且职级和王雱一样,害怕事后被弄去背锅。也害怕王雱的作为导致司农寺被暴民或叛军攻打。
秘书郎徐乐惊诧了,现在司农寺衙门收钱收到手软。
十贯是上年绝户田出让均价。谁有黑田,每亩十贯,只需过来缴纳了钱,王雱就以国家机构司农寺名誉签发相应的田契,让他们洗白。
黑幕大到惊人,但相互踩踏突围的形势真让司农寺发了大财。
仅仅来自赵允熙和赵允弼的黑田,就把王雱都吓的心口薄凉薄凉的,有多少呢?
赵公主系不纳税黑田:七十八万亩左右。
北海郡王赵允弼系不纳税黑田:一百一十三万亩左右。
她们两系人为赶政策末班车也是拼了,各种代理人,各种家族裙带关系上阵,用多人的名誉、来顶下这近乎两百万亩田产。
再加上其他一些大地主也来走司农寺的口子,所以集中在司农寺口子突围的黑田近三百万亩左右。
依照每亩十贯的价格,也就是说,此番司农寺能黑吃近三千万贯的天量财政。这什么概念呢?上年整个大宋全部财政收入也只是一亿一千多万贯。
相当于这个“司级”建制的部门,忽然放卫星了。
当然三千万贯只是理论上。王雱和赵允熙之间有交易,需要她们带头突围来造成恐慌,吓唬其他地主。
所以王雱和赵允熙协议的一部分是:只收取她和赵允弼每亩黑田五贯钱的户口费,这算投降输一半、也算反水有功。又可以算是他们背叛阶级的“带路费”。
是的,这两吊丝就是此番地主阶级中的带路党。
突击至元月二十一日,每签署一张田契都是钱,目前为止司农寺获得了近二千四百万贯的天量资金。
特么的王雱自己都被吓到了,这么一弄,结合工部李师中口的数据分析,此番京畿地界上报的黑田竟是多达五百万亩?
其中近三百万亩从司农寺突围,一百多万亩从工部李师中口突围洗白。而开封府方面鉴于官面命令是不许出让绝户田,所以从开封府突围的相当少,只有几十万亩。
仅仅现在就有这么大的黑幕,难怪将来王安石的方田法能把整个大宋搞的鸡飞狗跳。
只怪王安石不够变通太激进,也不善于统战“对门阶级中的叛徒”,他却还敢一口气在陕西、河北两路、河东、京东等五路一起大改。那么说起来,当时王安石硬是从五路当中丈量出了四千万亩田,其中接近七成是逃税的黑田,也就知道当时天下为何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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