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组安先生的态度更是鲜明,在北伐誓师的前一天对我说:‘到了长江,介石是没有办法的,要是在长江搅不久的人到了长江那里有好办法j’组安先生虽然老成而浑厚.有时高兴起来,也难免露出自负的神气。或者组安这一句话未必就表示只有他才有办法,不过对于蒋先生不满意那是很显然的。
北伐已到了长江,各军都慢慢要扩张,各有扩军之心,而又怀有自危之念,那么反蒋迎汪也很顺理面成章,这又是宁汉分裂原因之一。
第三是唐孟潇和邓择生的构煽.说到此地,今日我还是有点怪邓择生.邓择生最初是反对唐孟潇,及后又利用唐孟潇,使到武昌未下已形成蒋唐交恶,武汉既定更促成宁汉分
6z裂。事实是这样,邓择生时常都以理论家自负而又以革命家A居,见着入无时不挺着胸脯,大谈理论.有了这个习惯,总以为听他话的才是革命党,不听他话的就不是革命党。大概他总以为唐盂潇还是一个地方車阀,想训练他成功一个革命党吧,于是把许多革命理论硬生生的灌他,碰巧孟潇也是一个予智自雄的人.不见得便服从他认为小弟弟的邓择生领导,于是武昌未下邓择牛便对孟潇不满意了。
择生既对盂潇不满意,自然在蒋先生面前有了批评。而盂潇当时的确也太躁进了,在武昌末下便希望把他三师扩亢为三军,这种举动各军都不满意,蒋先生自然更不满意。
。我们到江西去,我们不要两湖了,最多我们不得了便回广东。,蒋先生这样说。有一天我在李家桥火车上会着蒋先生,当时他还蕭山一种愤慨之色.恰在和邓择生见面之后.我知道邓择生又对蒋光生批评唐孟潇,而那时为着革命前途起见,我真替唐孟潇解释不少,其实当时我和盂潇谈不上密切的友谊。
不久以后我在汉口和孟潇闲谈.虽然是交浅旨深,我也不得不尽量对他忠告。我说;
“盂潇,你已成了一个神宅牌,只是大家不知道把你安放在大厅或是安放在神楼罢了。不过我替你想,根危险,你是参加了国民单命军,而湖南又已服从了国民政府,但你想想,湖南省政府和国民政府有什么关系呢?财政是独立的,省政府委员又是你推荐的,除了一张国府任命状之外,什么也没有关系。而且你的身边,有国民党,有共产党,有军人,有绅刁:.有佛教徒,有所谓亲信派,各有矛盾,各有利害,很象一团
斥3火拿一张薄薄的沙纸包着,终久要烧破的。我劝你多和国府发生关系,而扩充军队也必得慢慢的,不要急.。
我这一段书生见地的话,自然或非盂潇所乐闻,我于十五年十二月离开汉口到江西,整整三个月和他设有通过消息,迨至邓择生和蒋先生破面之后,又转丽利用唐盂潇。等我十六年三月重到武汉,盂潇又变了…个样子。蒋先生那时不敢将国民政府搬至武汉,共产党的问题自然是一个原因,而唐孟潇的气焰咄咄逼人也不能不算重要原因之一。
说到此地,我可以叙述宁汉分裂的前夕情形了,现在记叙当时情况的,都名之为宁汉分裂+其实分裂的当时,南京还未取得,我固然在江西,而蒋先生也还住在南昌.其时军事经已稳定,吴佩孚对于武汉显然的无力反攻,而孙传芳在江西新败之后,对于江浙也只图自保,于是为达到北伐目的而为容易号召天下起见,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遂计划北迁。我刚由武汉调任江西政务委员会主任的时候(政务委员会是当时草创的制度,等于省政府),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刚由广州搬来,当日中央为什么不取道湖南直至武汉,而偏假道南雄和贛州以至南昌,我至今还不明白。或者是中央以为北伐总司令部设在江西,所以先来这个南昌放郡的洪都新府,或者是蒋先生和张静江早有成算,决意将中央不设在那个武汉的中心.
不过当日的宣传,早认定中国可以建都之地只有四个.一个是北京,一个是南京,一个是武汉,一个是广州。北京和南京没有取得.自然不发生建都的问题.而广州偏处南服,是难得号召天下;国府既由广州迁来,那国府所在地当然只有一个
64武汉是最适中的地点了.这种宣传已融成了普遍的心理+而这种心理不止一般人所同具,就是国府的主要人物也以为理有必至,事有固然。中央到了南昌不久.所有各部长如财政部的宋于文,外交部的陈友仁,交通部灼孙哲生,司法部的徐季龙,乃至孙夫人宋庆龄女:七都离南昌而至武汉,在那个年头的南昌城,只剩下一‘位代理国府主席谭组安。
各部部长之赴武汉。总以为国府就要搬去的,但迟之又久,终于消息不闻,于是在武汉在南昌就发生…种传闻,说蒋先生要把中央党部和国府袋在荷包里,以达挟天于以令诸侯之意。慢慢各部部长来电催促,而武汉的民众团体纷纷来电欢迎。蒋先生见这事情已闹起来,一夜遂在总司令部开一个政治委员会会议.以解决国府留赣或是迁汉。
当夜是蒋先生主席,出席的人们据我记忆所及的有张静江、谭组安、宋于文、何香凝、朱益之、林祖涵.邓择生,和我几个人,而宋子文和邓择生是由武汉赶到,仿佛代表赴汉各中委的意见。当夜会议的秘书长是叶楚伧,而司记录之事的是今日的候补中委而为当日的秘书狄君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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