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我便开始正常工作。“奥登”已经修好并做好了进行繁忙工作的准备。我吃完早饭来到电子部的时候，已经有一小队替身拿着要我解决的问题的单子在门口等着了。出于报复，我先在克里斯托巴·琼塔替身的单于上写上我看不清上面的字迹，便把他打发走了(琼塔的手迹确实不容易认，是用俄文的哥特体写的)。费奥多·谢苗诺维奇的替身拿来一份谢苗维奇自己设计的程序。这是他头一回不用我给他指导、提示，自己设计的程序，我认认真真地把程序看了一遍，确信这个程序编得既简洁又充分，而且很有新意，我感到很高兴。我纠正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错误，把它交给了我的女助手们。这时我看到肉类加工厂的一个会计因为来迟了，在队伍里显得十分痛苦。他脸色苍白，心烦意乱，我看到他这副样子，便立刻接待了他。
他用眼角恐慌地看了看那些替身，咕哝道：“看到这么多同志等在这儿，他们都排在我前面，我感到有点不自在……”
“没关系，这些不是同志。”我安慰他说。
“那，他们是公民……”
“也不是公民。”
那个会计立刻脸色煞白朝我弯下身子，低声耳语道：“难怪，我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眼睛连眨都不眨一下……那边一位，穿蓝衣服的……我想他甚至没在呼吸……”
队伍已经接待到一半的时候，罗曼打来了电话。
“是沙沙吗?”
“是的。”
“鹦鹉不见了。”
“不见了，什么意思?”’
“就是不见了。”
“是不是打杂的女工把它扔了?”
“我问了，她不但没有扔，而且根本就没看到过。”
“也许是小棕仙们搞的鬼。”
“在领导的实验室里?不可能。”
“嗯，是的。”我说。“或许是杰勒斯本人?”
“杰勒斯没进来过。无论如何，我想他还没有从莫斯科回来呢?”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问。
“不知道，看看再说。”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你打电话给我好吗?”我说，“如果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当然，没问题。再见，老朋友。”
我强迫自己不去想鹦鹉的事情，因为不管怎么样，这和我没有多大关系。我接待完了所有的替身，检查了所有的程序，然后开始解决一个已经缠了我很久的棘手的小问题。这是那些绝对论者交给我的。起先我告诉他们，这个问题既没有意义，又没有答案。但后来我去请教了琼塔，他对此倒颇有见地，给我提了些宝贵的建议。好几次我又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但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但现在我有能力完成它了，而且结果证明答案非常圆满。我完成后，靠在椅背上得意地回味着这个答案。这时琼塔气势汹汹，怒容满面地来了，他低头看着我的脚，威胁地问我是什么时候开始看不懂他的字迹的。他口气冰冷，告诉我这强烈地提醒了他毁坏公物的事。
我看着他，开始有点同情他了。
“克里斯托巴·约塞维奇，”我连忙将话题岔开，“我终于找到答案了，你完全正确，巫术空间确实可以沿任意四边折叠起来。”
最后他终于抬起头来看着我，我当时一定是特别地和颜悦色，因为他的语气缓和了许多，并且问道：“我可以看看吗?”
我递给他几张纸，他在我旁边坐了下来。我们又从头至尾把问题看了一遍，对两个绝妙的转换都感到很自豪，一个是他提示给我的，另一个是我自己发现的。
“我们俩都不笨，亚历山大。”琼塔开口说：“我们有一定的思维细胞，你说呢?”
“我认为我们都很不错。”我诚恳地说。
“我提议，”他说，“我们把它发表出来，我觉得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这和自动套靴、隐形裤不是一回事。”
我们谈得很投机，重归于好后开始分析他的新问题。但他马上又接着说，他觉得自己不适应再工作了，并且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断定我不是块研究数学的料儿。我热烈地表示同意，并且说人们早想到他要退休拿养老金了。关于我，我说，应该被逐出科学院去扛木头，因为在这里我什么工作都干不来。他不同意我的说法，他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退休金，他退休后要被加工成肥料，而我则不能呆在距离一个锯木厂1000里以内的地方，因为我的智力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我应该作为低级培训生被派到霍乱营房去当污水池的司泵员。我们坐在那儿，用手支着下巴思考着，不再相互贬低对方，这时费奥多·谢苗诺维奇来了，老远我就看出来了，他急于想听到我对他的程序的看法。
“程序!”琼塔说，不屑一顾地咧了咧嘴，“我没有看过你的程序，费奥多，但我敢保证和这一份相比，你的程序一定是天才之作。”他厌恶地用两根手指头捻着上面写着问题的纸，把它递给了费奥多·谢苗诺维奇，“这是智力贫乏平庸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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