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这个后备军官服役协议，因为我个人更愿意在民用领域工作，而不是在部队里一待四年。我唯一的实战任务，就是参加为期五个月的预备军官课程，然后在军队预备役编制待上六年，每年两个星期的义务训练时间。我申请的是在军械署服役，然后工程兵部队是第二选择。不过很快，危机就来临了。部队的人事部门根本就来不及给我指派服役的地点。
“美元开始崩溃之后，大学宿舍里的气氛开始变得很奇怪。我走的时候，住校的学生已经走掉了一大半。没有汽车的学生，有些被他们的家人开车接走了。几乎所有人都是仓皇逃窜，丢下了不少东西。不过更让人吃惊的是他们带走的那些废品。什么电脑啊，音响啊，甚至台灯都有人带着。他们根本就没有冷静地考虑过，当前这种局面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也应该提前几天走的，早走的话，或许还能买到汽油。但是我错误地多待了一天，想看看情况会不会恢复正常。这个错误太严重了。我应该不去管那些课程，情况不妙就马上闪人。
“普韦布洛的汽油售罄之前，我还幸运地买到了一点儿，当时排了两个钟头的队。他们给每个人限购六加仑，不准用汽油桶，只收现金。优质汽油每加仑三十美元，普通的也卖到了二十八美元。我手里总有几百美元应急，那次买汽油几乎全部花光了。我试了三台自动提款机才找到一个可以取钱的。卡里还有六百零二美元，我取了六百出来，然后使用了维萨卡的全部透支权限，也不过九百美元而已。
“很快，情况就急转直下。当时还没停电停水，电话还能用，学校里的集中供暖设备也运转正常，大部分课程照常开。但是每天晚上，宿舍的情况都会变得更加反常。三楼一个女生有很多硬币，她用这些硬币买光了自动售货机里的所有糖果。滞留在宿舍的很多人都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的精神失常。
“我的室友贾维尔带了几件行李，住到他的女朋友家里去了。打包的时候他一直在那里嘟囔：‘怎么办?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们楼层还住着几个台湾留学生，他们一直在哭，甚至可以说在尖叫：‘我们回家吧!我们要回家!’他们可真是够惨的。在一个陌生的国家，甚至连当地语言都还没学好，就看到了仿若世界末日的景象。这让我觉得自己都没有那么悲惨了。至少我有一个目标，有几把好用的枪，还有一个准备充分的逃生包裹。
“离开之前的那个晚上，校橄榄球队的几名队员抢走了学校食堂和乔·欧唐纳中心的所有食物，把这些东西囤积在宿舍四楼，还准备了些饮水。这些笨蛋自以为做得漂亮，还弄坏了电梯，用一些桌椅堵上了消防通道，并准备了几根垒球棒防身。简直是愚蠢至极，早晚会有人带着枪冲上去把他们全干掉。就算他们有办法守住自己的地盘，冬天来了怎么办?怎么取暖?一旦暖气没了，电也停了，他们肯定完蛋。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很清楚自己该怎么做。一旦人们没饭吃，局面就会非常糟糕，这已经是迫在眉睫的危险。我知道在这种时候，肯定是人多力量大，所以马上开始检查后备军官通讯名录，从我们的四年级学生开始找。手机已经不能通话了，打固定电话也没人接。他们都走了，电话要么是自动答录机，要么就响个不停。我记得皮克林还在答录机里开玩笑，他说：‘最后一个离校的同学，麻烦关一下艾斯卡林大讲堂的灯好吗?’
“最后，我终于联系上一个人，他不是后备军官，只是一个以前认识的人，住在一楼。他叫罗斯，跟我一样选修了周三晚上的《圣经》选读课。他跟我说起过，自己宿舍有一把M12霰弹枪，他用这把枪打飞碟。我对这件事有印象，所以找不到后备军官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到了他。电话铃刚一响他就接了。我们的协定是，他装车走人的时候我站岗，然后他再为我站岗。
“这个安排很好。罗斯的枪还在，前一天晚上，他还找工具把枪管截短了大约十九英寸，这么折腾好枪真是糟塌，不过‘非常时刻必须有非常手段’，只能如此。没人招惹我们，那时候学校已经没有保安了，普韦布洛警方和县警察局都有更大的麻烦等着处理。一天到晚各处都是警笛声，离开的前一天晚上，我听到老城区那边有枪声，大约每隔半个小时就会打一阵子。
“顺便说一句，我以前带着M1A步枪进出宿舍的时候，都把它装在吉他盒里，因为USC校园内是禁止携带枪支的。这种无理要求很少有什么实际效果，我们宿舍楼带枪的可不止我一个。比如说，学校有一支手枪射击队，他们在校内的室内靶场训练。大多数队员都用自己的枪，而不是后备军训练中心免费提供的枪支。其实他们的枪也是违规的，但是没人管。队员们只要不四处招摇就行了，也不用整天把枪留在靶场。我的室友贾维尔也不在意我在宿舍存放枪支，我的M1A和AR-7都在宿舍里，他有时候甚至还跟我一起去打靶。
“好了，不再说那些无用的法条了。我想想，刚才说到收拾行囊。那时候还有电，我在准备我的一九九五年产捷达，罗斯准备他的雪佛兰面包车。四楼有人把音响开到了最大音量，在放一首REM乐队的老歌：‘世界末日到了，我爽得不得了’，我觉得这歌还挺应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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