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恩起身告别，一遍遍感谢埃德加·罗德斯，还拥抱了麦吉。埃德加和韦恩握手，韦恩说：“埃德加，‘小女孩’就交给你了，好好照顾她。”他转身出门，消失在暗夜中。
睡前，埃德加给麦吉炒了些鸡蛋，还表示抱歉，因为家里没有咖啡，也没有茶。送她去客房卧室的路上，埃德加说：“好好休息，明天可以跟我讲讲你的经历。”
第二天一早，埃德加到门廊里去找麦吉的行李，但是什么都没有。她只有身上的衣服，包括一件灰色长外衣，一双脏兮兮的网球鞋，没有袜子，还有一件过于肥大的灰绿色男式上衣。早饭吃的是鸡蛋、面包片和蜂蜜，还有点儿奶酪。麦吉讲述了她的经历。
“我以前住在佩埃特，丈夫在股市崩溃前五年就去世了，我跟女儿女婿住在一起。部队和联合国委派的地方长官来了之后，就派人来抓我们全家：我的女儿、女婿，他们的两个孩子，还有我。我女儿朱丽叶和女婿马克都参加了反抗军，他们正在社区组织爆破队。肯定有邻居向当局告密。
“早上六点钟，他们来了四十多人，包围了我们家。他们威胁说，如果不高举双手自己走出来，就放火把房子烧掉。他们把朱丽叶和马克铐起来带走了，还带了马克的枪和收音机作为‘犯罪证据’。他们给我和孩子们五分钟时间带上几件衣服，而他们在旁边，用卡拉什尼科夫步枪指着我们。然后他们又搜我的身，把我收拾的所有衣服丢在前院，检查‘违禁物品’。我挣扎着重新打包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边狂笑，还用脚踢我。
“马克大叫着制止他们，他们就威胁说要杀了他。最后，我把包裹收拾好，他们把包都扔进一辆帆布盖顶的军用卡车。他们把我也铐了起来，让我坐在朱丽叶和马克身边，甚至连孩子们也都被戴上了手铐。我们被铐在一根粗铁链上，那链子看起来像是大船的锚链，穿过卡车车厢，两边都焊接在支架上。
“那天他们还停了一次车，又逮捕了韦恩斯坦一家。被押上车的时候，韦恩斯坦夫人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对她来说，好像又回到了犹太人大屠杀的年代。纳粹德国时期，他们的曾祖父母和其他几位长辈都死在了集中营。她完全无法面对这种局面。
“我们在卡车上待了十五个小时，一滴水都没有喝到。他们只停了一次车，让我们方便，然后那帮人就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给我们戴的手铐是锁死的，即使手腕活动，也不会变得更紧。但尽管如此，还是留下了可怕的血痕。我可怜的马克左手血液循环不畅，但那些卫兵完全置之不理。手铐摘下来的时候，他的手肿得老高，肯定会落下毛病。
“高恩集中营是个很可怕的地方，我们和另外十一家人被关在一座营房里。开始我们总共有五十一个人，却只有一口大锅，只能用它勉强做点儿东西吃。一周可以领到一定数量的土豆，偶尔有点儿豆类、面包或麦片，但永远都不够吃。有时能吃到点儿发霉的莴苣或卷心菜，就已经算是走运了。
“我们从来都没有被审判过，也没有任何人提到这件事。如果我们要求上诉，或者询问何时才能被释放，就会遭到嘲笑。大部分成年人都必须每天干活。有时候干活只是为了折磨我们，有时候则要去血汗工厂劳动。高恩的主要产业是制作皮靴，朱丽叶成了制鞋工人，她每天工作十一个小时，只有十五分钟时间吃午饭。如果完成不了每天的任务配额，就会被毒打。
“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来，抓走一两个人去审问，通常被带走的都是男人。他们一般会在一两天之后回来，回来时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样，有时连走路都走不稳。他们经常带着流血的伤口，有时候会出现直肠出血，那是被踢的。他们有时会谈到遭受的折磨：毒打、鞭笞，还有电棍。哦，他们身上那些淤伤惨不忍睹，满身都是。我没有被抓去审问过，真得感谢上帝。要是我被这样折磨，肯定就死在那里了。
“三个星期后，他们来抓马克。马克奋力抵抗，还一拳打中了一名比利时士兵的鼻子，我估计鼻梁都打断了。流了那么多血，简直就像被切掉了脑袋的鸡。他们开车出发之前就已经在痛打他。马克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们确信，他肯定已经被害了。
“看守们有时会派我们这些年纪大的妇女出来检柴，位置是在两层围栏之间。里面那层围栏是新建的，上面有可怕的铁丝网，带着锋利的尖刺，而外面那层围栏已经很破旧。我发现了一个漏洞，那地方靠近支柱的铁丝网边缘已经脱落了。我把那片铁丝网掀起来，挤了过去。我知道，如果他们发现我走出了第二层围栏，肯定会开枪把我打死。但那时，我已经不在乎了，我就是要离开那个地方。朱丽叶经常对我说：‘妈妈，有机会就赶紧逃走。’她对我说不用担心她和孩子们。我相信她，所以也没有太多牵挂。
“我走了三天，口渴了就喝别人牲口槽里的水。后来才有人发现我。有七户人家收留过我，还帮我继续向北方逃。他们用轿车、卡车和马送过我。所有这些人家都是好人。最后，我才来到你这里。”
埃德加问：“除了女儿和她的两个孩子，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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