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常往事_刘世定【完结】(36)

  祖父的思想逻辑是,只要罢黜百家而专崇一家,不论此家是何家,都会导致愚民。治愚需教育。但是,需发展何种教育?祖父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愚民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通过某种教育得以实施的:“中国几千年来,受过教育者皆在愚民政策之下受教育,其受教育之结果,焉得不愚?”所以,教育诚然需要,但仅仅认识到此,还是不够的。那么,怎样将开启民智的教育区别于愚民教育?祖父认为,“中国这个‘愚’的问题,实在要费思索。”他试图从“教人为什么”的角度,即教育的目的和作用的角度去区分愚民的教育和开启民智的教育。为此,他使用了一个概念“知识力”。他说:“我用培养人民的‘知识力’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说,要通过发展能够提高人民知识力的教育来开启民智,而不是对人民进行束缚思想、没有知识含量的教育来致愚。当我看到“知识力”这个用语时,油然想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生产力”这个概念,并猜想前者系通过对后者的一种类比联想而获得。的确,祖父在提出“知识力”时,是和“生产力、组织力、生存力”并提,构成他所谓的“四力政纲”。我的这个猜测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也并非是空穴来风。根据是:其一,祖父阅读广泛,对于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已经有重要影响的共产党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他应当给予关注;其二,祖父和一些学贯中西、学贯“马”与“非马”的知识分子多有交往。比如,1941年和祖父一起组织“唯民社”的人中,就不乏这样的人物。从他们那里,祖父很可能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概念;其三,1942年,祖父和周恩来会谈以后,中共中央于这一年6月派员在祖父军队中安设电台,和中共中央建立直接联系,祖父得以经常读到中共的文献。后两个有时间可考的事件都发生在祖父使用“知识力”这个概念的时间(1943年)之前。从“知识力”这个概念出发,祖父对于通过肃清文盲来解决“愚”问题的主张进行了一番评论。他说:“过去有人主张平民教育,力行肃清文盲,以为‘文盲’肃清,‘愚’的问题,就可完全解决了,这是一种极其皮毛的观察。……有知识无知识,还不在文盲不文盲,书生不书生,所以我用培养人民的‘知识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这段关于文盲和知识的文字,我不由想起费孝通教授在《乡土中国》一书的“文字下乡”一节中的论述。费孝通教授谈到,“乡村工作的朋友说乡下人愚那是因为他们不识字,我们称之曰‘文盲’,意思是白生了眼睛,连字都不识。这自然是事实。我决不敢反对文字下乡的运动,可是说不识字就是愚,我心里总难甘服。”“乡土社会中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费教授的看法和祖父的看法有相通之处。祖父当时是统治者中的一员。他何以与那些主张愚民政策的统治者不同,而极力主张提高民智呢?当然,这和他欲求建功立业、图谋政治发展,而又苦于人才缺乏有关。甚至,和他自信的个人性格也不无联系。他曾经讲过,“通常以为有知识的人难于掌握,无知识的人易于掌握,实际适得其反--世界上最难掌握者,还是属于无知识、脑筋简单的人。”这些话中流露出乐见天下人有知识而治理之的高度自信。自信,确实是祖父性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从更大处来看,祖父之强调提高民智,是基于他对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家、民族竞争的认识,基于对变迁了的时代特征的认识。他认为,“二十世纪是以提高民智争取生存的时代,我们不打破传统的愚民政策,不加紧训练民众,是绝对不足以图生存的。我们只看见美、英、苏、德等国的国家强盛,工业发达,科学发达,而没有看见他们精神的振作和训练民众的认真。我们可以说美、英、苏、德各国之强,其主要原因,是因训练精神而强的。”作为行政长官,祖父关注教育和社会治理、社会进步的关系;作为军事将领,祖父对于战争胜负和教育的关系亦给予关注。他很重视有近代战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在这个方面的观点。比如,他高度重视普鲁士的毛奇将军和日本的乃木大将的有关观点:“普法战争,普鲁士战胜法国,毛奇将军归功于小学教师。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乃木大将亦归功于小学教育。”由于深感教育、学习和国家兴亡之间的紧密关联,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那资源匮乏的年代,祖父也是十分强调教育工作,强调青年人要认真读书,提出“读书必须救国,救国必须读书”。他说:“现在社会上有两句流行的话:‘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我可以改成这两句话说:‘读书必须救国,救国必须读书’。……青年是国家的中坚分子,如果读书而不能救国,就失掉了读书的意义。……青年既是国家的中坚分子,要来救国家,必须要有能力,有办法,……若不读书,就没有能力办法,国家又怎么救得!”教育兴国的思想在清末就出现了,并为许多有志之士所认可。祖父显然既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也认可这一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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