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个什么样的法？我说不来，但我喜欢最近盛行的“公开性”“透明度”这个词，公开评议，公开答辩，公开结论。
军校培养是军队干部生长的重要途径，但有文凭的大批下来，挤了有实战经验、有功劳的现有干部战士也不是办法。
生死面前的战士心态
——朱国保（营长）
我是1979年打仗前从南京军区补来的老兵。
1984年战前我是五连副连长，战斗中调机枪二连当连长。
战前、战中、战后我都搞过几道题，挨个找战士谈话，把他们的回答记在这本上，事后又作了个统计。
（他拿出了一个本。）
战前——
问题之一：要打仗了，你有什么想法？
回答：“服从命令呗。”占百分之四十七。
“惩罚越南小霸，为国争光！”占百分之二十一。
“接受组织考验，锻炼自己，争取入党！”占百分之十一。
“死没啥，只是怕父母受不了！”占百分之六。
“啥想法也没有！”占其余部份。
问题之二：你对组织有什么希望？
回答：“希望入党，立功，给家里寄个喜报。”占百分之八十五。
“如果我牺牲了，希望组织派人到我家，安慰老人，最好给份立功喜报，哪怕照顾一下……”占百分之七十。
“把X百元抚恤费交到我父母手里……”占百分之五十一。
“叫我弟弟来当兵，接我的枪！”占百分之五。
“抚恤金太少了！（当时战士500元）”占百分之三十。
“希望国家对打仗的有点特殊政策，回去安排个工作，死了给兄弟姐妹一个名额。”占百分之十七。（有这想法没说出的可能更多）。
“我家穷，父母年老体弱，吃饭成问题，希望政府定一个长期优抚政策，一月十元八元也好。”占百分之八。
问题之三：打起仗来你最怕遇到什么事？
“没完成任务就倒下了！”占百分之六十一。
“伤了没人救。”占百分之十三。
“怕上级胡指挥。”占百分之九。
“我体力不行，怕冲不动上级说我怕死。”占百分之四。
“怕回不来，死了划不来、残了这辈子也不好过。”只有三个人直率说出——战前我共谈了九十八人。
战中——
问题：你现在想什么？
回答：“坚决守住阵地，为烈士报仇！”占百分之六十二。
“想家，想妈妈。”占百分之三十八。
“太可怕了，”占百分之十一。
“想吃一顿热稀饭，来点馒头花生米。”一个班八个人一致的回答。
“想一台钻洞机，把猫耳洞钻深点、大点、牢靠点。”一个防炮洞里五个人的一致回答。
“肚子饿，身上痒，顾不上想别的了。”占百分之七。
战后——
问题：“你对这一仗第一体会是什么？想什么？”
回答：“我们打得英勇顽强，吃了大苦，精神是超人的……”占百分之五十七。
“上级指挥有失误，穿插部队太大，路线没选对；主攻部队没得到必要的休息，还没全部到位就发起攻击；伤员没有得到及时抢救。”回答的全是干部，另有五个班长。
“通讯联络不畅。”干部都对86.1指挥机不适应山岳丛林地很有意见。
“想立功！但上级号召让伤员、烈士，应该！我不想了。”占百分之四十。
“想回家种地。”八个战士这么说。
“想给家里拍个电报：我平安。又怕烈士的家里人受不了……”五个战士这么回答。
“想去医院看伤员。”六个班长要求。
……
我也不认为战士们百分之百说的真心话，但大部分是不会对我有什么顾忌的，我和他们还是能交心的，他们也不认为我在作什么调查统计。
我认为我的调查是有价值的。它说明，我们的战士太好了，他们在准备奉献自己最宝贵的生命时、所希望的是那么低，那么微薄。他们首先想的是祖国、亲人、战友，当然还有努力去争取荣誉的高尚目标。
我的原始记录都在，如你认为还要详尽些，准确些，我再给你写信。
这里面包括了战士们的呼声，如抚恤金、立功和伤残战士退伍后的待遇、改善战场救护，通讯设施等问题，希望反映上去。
我们一等功团大院坐轮椅的人
——王为民（团政委）
我们团还住着六个重伤员，都是因各种原因，无法安置的。
一个战士双目失明（1984年作战），一直住在连队，为了照料他的生活，我们给他在当地找了个农村姑娘。结婚时就是两张单人床并起来，团后勤送了一套堪用旧被褥。婚后，连队的照顾只能是不收他的伙食费，团里再给他每月20元补助。女方没工作，两人就靠这20元补助和他的战士津贴与伤残费（加起来每月共40多元）维持生活。他抽烟，爱人给他拣烟锅巴抽，别人给他烟他不接。烟锅巴短，烧手了，爱人喊：烧手了！他说：不要紧，不要紧，很香。令人目不忍睹！成都军区一位副秘书长来，见到这情景，顿时泪下。自己拿出一百元钱买了一部“半导体”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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