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borum ）。
他以此同丢兹的鲁佩尔院长相呼应。后者在12世纪初听说城市学校的人在耍笑他，就毅然决然离开自己的修道院，搬到城市里，居住在敌人中间。在城市里他已目睹每个街角的讨论，并预见到灾祸将蔓延。图尔奈的斯特凡提醒大家，所有建设城市的人都是无信仰的，他们不在尘世这个临时处所搭个帐篷过夜，却在那里安家落户，还替别人建造房屋。他通读了圣经，并从中获得一部反城市的宏伟史诗。在凯因建立的第一个城市，由约书亚的神圣号角摧毁的耶里柯之后，他历数伊诺赫、巴比伦、亚述、尼尼微和巴别塔。他说上帝不爱城市和城市市民。而当今充满了教师与学生的无用争论的喧嚣城邦，无非是所多玛和戈莫拉的再世。
12世纪的城市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实际上就像手工工匠，就像同其他城市市民平等的专业人员。他们的专业是“自由艺术”。然而，什么叫“艺术”？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技艺。艺术（Ars）是技艺（TEXVN）。它是教授们的专长，就像盖房子的木匠及铁匠的专长。据圣维克多的雨果的说法，在随后来到的下一个世纪里，圣托马斯的全部结论都是由此得出的。“艺术”是指一种用于制造物质或智力工具的理性的和完美的精神活动；它是一种行动的精神技艺。“艺术是完美的理性技能。”（Ars
est recta ratio factibilium）因此知识分于是一个手工劳动者；“在全部科学中，‘人文学科’被称为艺术，因为它们不仅以知识为条件，而且也以生产制造为前提，它们直接来源于理智，如交谈（语法学），演绎推理（辩证法），演说（修辞学），计算（算术），计量（几何），旋律（音乐），天体运转的测量（天文学）。”
当陷入不幸的阿贝拉尔发觉自己没有能力种地，也羞于去行乞时，他重新操起教授的行业（ scolarum
regimen）：“我回到了我熟识的专业；因为我缺乏用手工劳作的能力，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运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
研究和教学
作为专业人员，知识分子意识到从事自己职业的必要性。他们认识到科学与教学之间的必然联系。他们不再认为科学需要像珍宝一样看管起来，相反，相信应该让科学得到广泛流传。学校就是车间，思想从中就像商品一样生产出来。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除了手工工匠与商人，重又出现怀着同样的生产热望的教授们。阿贝拉尔对爱洛依丝说，那些把科学占为己有，并阻碍自己和别人去使用它的人，是些庸人市侩。“那就仍让我们回到以撒那里，并同他一起挖掘清水喷涌的井泉吧，即使庸人们反对，即使市侩们阻挠，我们仍要继续同他一起挖掘永不枯竭的井泉，为的是也有人对我们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旧约·箴言》 5，15）；而且让我们照这样挖掘，好让井泉在我们公共广场上，由于水源充足而高高喷涌，以便圣经的科学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让我们也教会别人从中啜饮。这是知识分子的慷慨大度。他知道，他是第一批从中获益的人。达尔马提亚人赫尔曼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应该能写成这本书，因为我必须在公共学校里击溃我的对手们阴险的攻击。”
工具
在宇宙这个大工场里，知识分子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以他们特有的能力，参加正在兴起中的创造性工作。知识分子拥有的工具，不仅有他的思想，而且有他的工具——图书。这些书使我们同中世纪盛期的口头转述相隔有多么遥远呵！巴里的吉劳德说明道：“今天不会阅读的教士，就像不会打仗的贵族。他们面对一本儿童读物，就像面对一份剧院说明书一样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明白书是教士的工具。铁匠还懂得网是捕鱼的工具，渔夫也知道铁砧和铁锤是铁匠的工具，虽然他们各自不会别人的技艺，不懂得别人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技术，却还能叫出这些工具的名称……”
这些精神的手工劳动者，随着 12世纪城市的繁荣而出现，而今将在大规模的社团运动中组织起来，这些社团运动在城镇基层运动中发展到顶峰。教师和学生的团体，将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它们是13世纪的产物。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雅克·勒戈夫著 张弘译
第二章 13世纪：知识分子的成熟及其问题
13世纪概况
13世纪是大学的世纪，因为这是一个社团组织的世纪。在每一个城市里，只要某一职业有大量的人，这些人就会组织起来，以便保护他们的利益，以及引入有利于自己的垄断机制。这是城市发展的机构化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城镇地区赢得的政治自由和在商业领域中获得的地位，都反映在社团组织里。自由在这里是一个双重含义的概念：独立还是特权？这一含义的双重性同样表现在大学社团里。凡是它加强的东西，联合的组织随即使它们僵化。作为对一种进步的追随与认可，它们突然显现出来，随即陷入衰败之中。这种情况也适用于13世纪的大学，它们没有超出一般的常规。人口的增长已达到高峰，但随后的发展比较缓慢，信奉基督教的居民很快不再增加。大规模的垦荒浪潮，为养活过剩的人口获得了必要的土地，它曾一度遍及各地，随后又停顿下来。建筑的热情，替那些为新精神所鼓舞的基督教徒，建成了一个新的教堂网络，但伟大的天主教时代随着这个世纪而告终了。大学的繁荣依据同样的图式发生了变化：波伦亚、巴黎、牛津再也没有那么多的教师和学生；而大学的“方法”——经院哲学，除了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哈勒的亚历山大、罗杰尔·培根、圣波纳梵图拉和圣托马斯·阿奎那，不再给自己建造更加灿烂夺目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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