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原回忆录_黎原【完结】(94)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军委经与越南方面协商,决定由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组织有可能执行援越抗美任务的部队军师指挥员和少量参谋人员到越南、老挝境内可能作战地区进行战场勘察。两个军区共同组织一个勘察团,昆明军区由副司令员陈康带队,广州军区由我和政治部副主任陈发洪带队。总参指定陈康为团长,我为副团长。广州军区的成员有四十七军的军长、一二七、一三九、一四一师的师长、军区的炮兵司令员、工程兵主任和有关的作训处长共30多人,于1964年8月赴越南北方勘察地形,历时两个多月。

  勘察过程中,我们首先听取了越方当地的驻军对预定战区地形、道路等情况的介绍,参观了越军部队阵地和工事构筑。尔后我们又率勘察组在越方有关人员引导下,进行实地勘察和图上对照,并在各主要的战役战术要点上,根据地形和道路特点,研究了我军一旦受领中央军委赋予援越抗美作战任务后,部队行动的主要方向、进出道路和作战手段等初步设想。在越南北部预定战区勘察结束后,根据军委和总部的要求,我们又用了几天时间对老挝靠近越南的相关地区进行勘察,以便战时参战部队实施大范围的机动和利于与昆明军区入越作战部队的密切协同。通过历时80天的实地勘察,使拟参战部队的主要指挥干部初步熟悉了越、老战区的地形特点,了解了当地人民风俗习惯。为部队准备执行援越抗美任务创造了必要条件。1965年5月,我被调回四十七军当军长,1970年随部队调防西北,离开了广州军区。

  第9部分、在湖南“三支两军”

  1、执行中央重要批示和决定

  1965年5月,时任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的我被调回陆军第四十七军任军长。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因而造成了全国整整十年的动乱。我就是在湖南全省出现“天下大乱”的形势下,奉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四十七军在湖南执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的。关于“三支两军”问题,邓小平同志说:只讲一句话不好,光戴高帽子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性,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四十七军的广大干部战士是在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并不十分理解的情况下,参加“三支两军”工作的。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在湖南广大干部、人民群众,和驻湘部队广大指战员的支持配合和不懈努力下,较好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稳定湖南局势,促进人民群众大联合、大团结,促进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另一方面,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也犯过错误走过弯路。

  (一)“中央文革”的“二·四”批示和中共中央的“八·十”决定

  “文化大革命”始于1966年5月16日即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到1966年底,全国局势已开始出现混乱。特别是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挑动下,混乱形势加剧发展,各地造反组织派系林立,武斗不断升级。在湖南省内就有跨行业的较大群众组织不下六七十个。他们除互相间不断斗殴外,还随意批斗省、地、县委及政府领导,搜查封闭办公机关,致使地方党政工作完全处于瘫痪状态。社会一片混乱,尤以长沙、湘潭、衡阳、郴州等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最乱。1967年1月24日,湖南省军区开始“支左”。四十七军驻湘部队在省军区的安排下,也相继派部队在衡阳、零陵、郴州等地区支左。

  2月4日,经湖南省军区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对“湘江风雷”和“红旗军”两个群众组织在极少数坏人指使下,在打、砸、抢活动中所干的一些坏事进行清算,由省军区统一部署,参加支左的各部队同时行动,三日内共抓捕大小头目一万余人。经审查绝大多数人当即释放,一小部分人被关了起来,社会秩序有所好转。

  湖南长沙的群众组织以支持和反对省军区的支左工作分成了两大派,一派是支持省军区支左工作的以“长沙高司”为代表的“湖南省红色造反者联合会”(简称“红联派”);一派是反对省军区支左工作的以“长沙工联“为代表的“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简称“工联派”)。“工联派”不断组织集会、游行,并到省军区大院静坐、绝食、示威,两派斗争日趋剧烈。6月6日,长沙两派群众组织在争论中,于中苏友谊馆发生武斗,打死10人、伤多人。造成湖南“文革”以来的第一起惨案。事件迅速在全省蔓延开来,各地的群众组织,由于受长沙两派的影响,也大都分成两大派,互相斗争起来,社会秩序更加混乱。“湘江风雷”和“红旗军”组织的群众对省军区的“镇压”也有怨气,要求翻案,并派代表上京告状,湖南省军区的支左工作陷入困境。湖南的混乱局面惊动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要周恩来总理亲自解决湖南问题,并批示要省军区彻底“放人”,把关押的群众组织的骨干分子释放出来。6月11日,周总理要湖南省已站出来表态支持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章伯森(省委候补书记、副省长)、梁春阳(省纪委副主任)和在湖南省军区检查工作的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到北京汇报情况,协商解决矛盾。12日下午,周总理在京西宾馆接见他们时,决定立即召集四十七军、湖南省军区、独立师和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及地方干部、省委书记华国锋、万达等组成湖南赴京汇报谈判代表团,到北京向周总理汇报、谈判。7月7日,我代表四十七军进京参加谈判。7月10日晚9时,周总理在京西宾馆第二会议室接见湖南驻军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康生(“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杨成武(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等。总理先按单位一一点了湖南省军区和四十七军等单位领导的名,询问了大家的籍贯、年龄、参军时间等情况,并问了每人对两派群众组织的基本态度。当总理问我对“湘江风雷”的看法时,我回答说:“‘湘江风雷’起初都是青年学生、红卫兵小将组成的,他们在运动中有些过激行为,犯了一些错误,但就此定为反动组织,予以取缔是不合适的。应该加强引导和教育,领导的责任在于疏导,帮助他们分清敌友。”总理对我的发言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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