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隆·塞·马尼和安古莱姆驻扎的是哪几个师? 根据我方情报，在夏隆的是第九步兵师，在安古莱姆的是第十坦克师，希查对。”
别动队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4 月2 日作出确实答复，“在安古莱姆的党卫军新师团没有番号，士兵穿灰色制服，带黑肩章和党卫军徽号。”
4 月4 日续电对该师武器提供了详细情况。
差不多每一天，情报中心都拍来十分明确的电报，别动队必须同样确切地加以答复。这就是单独媾和的缔造人需要付出的代价。
关于驻扎在荷兰和比利时的军队，同样有电报往来，查问指挥各个部队的军官姓名，英国空军轰炸的结果等。
冯·伦斯德特对于这些愈来愈精确的情报来来往往，愈来愈怀疑，愈来愈不满。1943年5 月30日的电报终于使他忍无可忍。于是在德国国防军和特务机关之间，爆发了一场冲突．情报中心要求说：“奥托，同厂家联系，查清占领军是否准备使用毒气，现在是否正在搬运这种器材? 机场是否存放着毒气弹? 存放在哪里，有多少?炸弹的口径多大?用的是哪一种毒气? 毒性如何? 是否对这种新式武器进行了试验?你是否听说过一种军用的新毒品，名叫盖赫尔的?你应该动用在法国的所有人员，进行这工作……”
这一次太过分了，国防军司令部大大骚动起来。这些先生们在他们之间议论纷纷，并通知柏林“完全不可能答复这些问题……”显然，别动队并不以为然。杰林获悉在柏林破译的一些电报，是我在被捕前发出的，其中已经涉及到毒气的情报，凯瑟·沃克内，而特别是马克西莫维奇，通过索凯尔组织的领导机构，十分了解德国化学工业的新发现。
在德国首都，别动队指挥部认为应该答复这些电报，即使部分地答复也好。至于国防军参谋部方面，则想利用这一事件大吵大嚷表示不同意。从德国档案局得来的两份文件证实了这场冲突。
1943年6 月20日，首先德军情报部总部通知柏林说：“军队最高司令部认为，一个时期以来，莫斯科情报局长提出的问题过于精确。”德军情报部指挥部接着说，“军事最高司令部不再能给予确切答复，例如对莫斯科提出的问题，有关师团的番号，指挥官的姓名等等。”并结论说： “军队最高司令部认为不再能提供这类答复，否则必然引起可怕的安全问题……”
冯·伦斯德特本人又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需要继续这场赌博……”
可见，德军最高司令部明确无误地把火力对准“大赌博”，过去，从来不曾这样兴师动众过。更厉害的是6 月25日的爆炸性声明，说： “国防军司令部认为不能再提供材料，因为可以绝对肯定，敌人在莫斯科已识破了这场‘赌博’……”
特别是德军情报部的头子卡纳里斯是这么想的。他怀着敌意，观察盖世太保——缪勒和希姆莱的大规模活动。事实上，不论德军情报部还是德国反问谍头子席伦堡，还是伦斯德特都不知道“大赌博”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担心和怀疑了。有人同他们谈到过这个问题，因为总要给他们解释解释吧，但只说“大赌博”可以提供方便，破获苏联在被占领国家的情报网。可是，对于国防军参谋部来说，这不是一个充分的理由，不能因此就奉送重要和精确的军事秘密。别动队没有理由同他们那样，对索取重要精确情报，大惊小怪，因为它知道， “红色乐队”给莫斯科提供的情报，一向具有重大军事价值。
别动队的论点最后占了上风。军人被迫象以前那样答复向他们提出的那些精确问题。7 月19日，柏林发出了这方面的正式命令‘。
情报中心想了解各种各样问题，超出了军事部门本身的范围。例如，有些拍来的电报提出了弗拉索夫军团的问题。
弗拉索夫是红军的一个年青有为的将领，同他的师团一起成了俘虏。他很清楚俘虏回到苏联会遇到什么命运。这种前景促使他直截了当地投到德国阵营去。德国国防军头头向他建议建立一支俄国人的军团，同他们并肩作战。这支部队由一些土气涣散的军官率领，他们只要能够离开俘虏营，什么都旨干。
一个专门的宣传机关负责做弗拉索夫和他的军队的工作。但饥饿比政治欺骗更有说服力：苏联士兵当了俘虏，有的是遭到他们的上级抛弃了，有的是给他们的上级出卖了。
他们身体虚弱，为了勉强活下去，宁愿穿上德军制服。就这样， “俄罗斯解放军”诞生了。
这支军队，没有什么军事价值，物质上的补偿并不能代替为正义事业和保卫祖国而战斗的信念。德国国防军的头头知道弗拉索夫这支军队没有战斗力，所以主要把它用于西线，从事镇压活动。1943年夏天，苏联军事情报机关的领导当然很需要了解弗拉索夫军队的真实情况，部队的数目和总人数，部署的地方，军官的姓名和装备的种类，使用情况及其所接受的政治思想宣传等等。情报中心要求提供最广泛的材料，并且，为了掌握最详尽的细节，要求核对已经知道的情况。柏林方面，毫无难色，满足了这些愿望。德国国防军参谋部一反常态，也不反对。道理很简单，因为他们对弗拉索夫士兵的战斗力，不存任何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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