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 月19日,一架所有的玻璃窗均被严实地遮盖着的美国军用运输机飞抵华盛顿郊区的某个军事基地。飞机上走出3 个德国人,他们是按照“纸夹计划”被送到美国的第一批纳粹科学家——赫伯特·瓦格纳及其两名助手。他是德国亨舍尔能源公司的导弹项目总设计师,也是纳粹德国在二战期间第一种应用于实战的火箭——HS—293 的发明者。他们也是二战结束后首批来美国定居的纳粹科学家。瓦格纳鬼鬼祟祟地飞抵美国,标志着纳粹科学家大批移居美国的开端。瓦格纳无疑地全部隐瞒了他在德国非纳粹化法庭上被审讯的罪恶历史。为换取他和他的同事们将对“纸夹计划”所提供的丰厚利益,美国情报部门公然触犯美国官方的有关政策,向纳粹科学家提供了使他们逃脱司法惩处和在美国重新大显身手的机会。瓦格纳的到来使“纸夹计划”付诸实施的日期提前了,虽然使用纳粹科学家的智力和资源的意图早在纳粹德国崩溃前即已制定。1944年当盟军部队从诺曼底半岛推进到德国本土之后,一支调查纳粹科学家下落的特遣小分队跟踪追击,在全德国范围内搜查纳粹德国的各个研究机构并获取希特勒的科研成就和专家顾问团。
“纸夹计划”招募的纳粹德国火箭专家盖奥尔格·里克海,在战争期间担任大量使用多拉集中营囚犯从事奴隶劳动的V —2 火箭制造厂最关键的车间总管,他安排的超负荷苦役,使数百名囚犯因劳累过度致死。后来,里克海的罪恶历史被揭露出来,美国当局不得不允许他回德国接受多拉集中营战争罪行法庭的审判;同时却做了大量工作,使他被法庭宣布无罪释放。第三帝国时期的V —2 导弹研究所负责人多恩伯格将军,自1947年起成为美国空军顾问。纳粹德国的火箭专家阿尔图尔·拉尔夫,战后不久即由美军情报部门根据“纸夹计划”送到美国,逃避了盟国的正义审判。他在美国一直无忧无虑地生活到1990年。同年,因身份被媒体广为揭露,才依依不舍地移居加拿大。
1986年4 月26日,被“纸央计划”雇佣的前纳粹德国火箭专家组的22名成员在亚拉巴马州汉特维尔城的宇宙火箭博物馆前合影留念,至迟到那时,他们始终逍遥法外。其中著名的乙级战犯包括:艾勃哈德·雷斯、康拉德·丹农贝格、维尔纳·齐贝尔。哈奈斯·利勃斯腾、卡尔·海姆堡、奥托·席尔施勒、哈奈斯·吕尔森、瓦尔特·豪瑟曼、赫尔穆特·霍恩、艾利克·瑙伊勃特、维尔纳·佛斯、贝尔纳德·台斯曼、君特·豪科厄尔、恩斯特·朗格、威廉·昂格尔。泰奥多尔·佛沃、赫伯特·贝尔格勒、维利·库伯格。瓦尔特·雅科比、赫尔穆特·措伊克、罗勃特·派茨等。
生物、化学领域也是美军当局积极使用纳粹战犯的重要领域。
除头号纳粹细菌战犯施莱伊伯格(详见下一节)外,经美军占领当局批准,参与细菌武器研究的纳粹战犯还包括:汉堡伯恩哈特一霍赫特研究所负责人亨利希·里宾尔特教授,他曾任第三帝国卫生问题顾问;设在伍佩尔塔尔的法本化学工业康采恩卫生研究所所长瓦尔特·基库特教授;设在吕纳堡的德国国家医学问题研究院负责人库涅尔特,他在纳粹德国时期就是著名的细菌问题专家。二战期间,他即参与大规模杀害和平居民的细菌武器的研制。从1940年出任设在波兰罗兹的国家医学研究所所长起,他便同希姆莱领导的党卫军卫生研究所紧密合作,并进行了无数次以集中营囚犯为试验对象的大规模伤寒及其他传染病的研究。设在弗莱堡的国家实验研究室,其领导层中也包括一些曾使用医学手段为侵略战争服务的战犯。
二战期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莫诺维茨分营主持法本公司设立的综合橡胶工厂、对大批囚犯因充当新药试验对象而致死负有直接责任的乙级战犯奥托·阿姆布罗斯,战后被美国接纳入境。至少到1986年,他还在为一家美国化工企业服务。
根据美国著名法学家约翰·洛夫特斯长期的研究结果,美国至少招募了4000名纳粹战犯,将他们编人“弗兰克·威斯纳的地下军”,以便从事反对苏联的“密而不宣的战争”。洛夫特斯还指出:二战后,“数百名曾与纳粹合作过的东欧国家战犯被秘密运往美国,在那里受到保护。”
第五节 殊途同归,美、苏共同庇护纳粹医学战犯
无奇不有。二战结束后,居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名民愤极大的纳粹医学战犯先被苏联重用,又被美军庇护;起码到20世纪80年代依然逍遥法外。他便是前纳粹德国军事医学院保健部负责人、军医少将瓦尔特·斯莱伊贝格。
纽伦堡法庭认定该研究院负责人之一的施莱伊贝格曾多次下达指令,在好几个集中营内利用战俘和犹太人囚犯进行过传染疟疾、天花、霍乱及其他传染病的无数次试验,而且了解纳粹德国准备进行细菌战的全部内容和每个环节。施莱伊贝格也是纳粹德国帝国研究会议的成员,它支持、资助和监督这些“医学试验”。一方面,他亲自指派医生们到萨克森豪森和纳茨威勒集中营进行传播流行性黄疽的试验,使那里的囚犯们由于感染上黄疽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施莱伊贝格是出席一次纳粹医学家会议的级别最高的官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上级机关向与会者丁一舒勒医生下达命令:给布亨瓦尔特集中营的囚犯注射毒剂苯酚,以便观察他们究竟要过多长时间才会死亡。5 名囚犯通过这种方法被杀死了。丁一舒勒事后描述说:“他们迅即倒在椅子上,脸上不带任何表情,在注射过程中,除发生短暂的全身痉挛外,他们不曾出现丝毫疼痛的表示。”他提示施莱伊贝格在柏林的研究小组:“这意味着接受注射者在不到半秒中死去。”这次研讨会不久,纳粹德国便崩溃了,丁一舒勒医生被盟军抓获,于监狱中畏罪自杀。参加该会议的级别次高的官员、党卫军旅队长约阿西姆·姆鲁果夫斯基医生,后来在纽伦堡美军军事法庭审理“医生审判案”时被判死刑并执行绞刑。显然,施莱伊贝格对集中营囚犯被残杀也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由于上述种种严重罪行,斯莱伊贝格理所当然地被列人战犯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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