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惟汾遭阎锡山、白崇禧一阵痛击之后,陈果夫指挥自己的人马,趁机打人北平、天津党部,对大同盟成员大打出手。随后又逐一收拾了惟汾在其它地方的势力。在强大的压力下,丁惟汾进退无措,被迫向蒋介石、陈果夫屈服。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也就此瓦解了,他的青年党徒或投靠陈果夫,或投靠汪精卫,或投靠阎锡山,各自寻门路去了。从此,国民党内的丁惟汾派不再存在。陈果夫、陈立夫也乘机用自己的人马填补丁惟汾派的空缺,基本上控制了丁惟汾在各地的党部。在1929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全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夫趁机把各地的亲信圈定、指派为大会代表。在这一次大会上,陈果夫、陈立大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果夫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陈立夫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二陈完全把持了国民党党权。“蒋家天下了家党”变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丁惟汾会后曾无限感叹“我现在晓得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意义与滋味!”
5.“CC派”终于得手
1928年第二次北伐占领北京、天津后,蒋介石乘北伐获胜的余威,亲自北上,想借机将北方各地方党部收揽在自己势力范围之下,以总司令名义召见当时国民党天津市党部负责人周某。
天津市党部此时是丁惟汾的势力范围,而丁惟汾此时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任青年部长,正是如日中天,周某当然不愿担负叛丁投蒋的风险,因此,竟拒绝前往和蒋介石见面。周某给自己拒绝前往找的理由很充分,声称:“我非总司令属下,不能应召。”蒋介石对此虽非常恼怒,但想周某此举也算理由充足。于是,又以中央组织部部长名义召见,周某再次不客气地加以拒绝。
两次遭拒的蒋介石震怒异常,在痛斥随从前来的陈果夫之后,命令陈果夫撤免天津市党部的负责人。陈果夫回到南京后,立即下令解散天津市党部,派博作义、苗培成、崔廷献。陈石泉、刘不同、鲁荡平为天津市党部整理委员。此时天津为晋系的势力范围,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实为天津统治者,崔廷献为天津市长,鲁荡平为社会局长。傅作义、崔廷献为晋系,鲁荡平为西山会议派,陈石泉、刘不同、苗培成接近CC。整理后的天津市党部,刘不同负责训练部,陈石泉负责组织部,苗培成负责常委会,鲁荡平负责宣传部。虽然CC占优,但仍是一个照顾各方利益的大杂烩。说起来,这样的整理并未达到CC一统党权的目标。
江苏省党部历来是CC派和其他各派争夺最激烈的地方之一,这次清洗,CC派采取的手段也以江苏最为激烈。
江苏省国民党指导委员会共有指导委员7人,他们是叶楚伧、顾子扬、李寿雍、江宝煊、滕固、倪弼、澧悌。这7个人的分工:叶楚伧、汪宝煊、倪弼担任党务委员,澧悌担任组织部长,李寿雍担任宣传部长,顾子扬担任训练部长,膝固担任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这7人中,叶楚伦是老资格,在南京国民党中央担负要职,并不过问江苏党务,只是挂名;倪弼、澧悌是黄埔出身,滕固属汪精卫改组派,李寿雍、汪宝煊是二陈嫡系。澧悌辞职后,组织部长由倪粥兼,剩下的六人很快就陷入互相倾轧的境地。
首先是在考选各县指导委员上,他们都想安置私人,培植势力,所以每次开会通过各县指导委员人选时,往往各执一辞,互相指责。李寿雍、江宝煊取得二陈的信任后,便密谋利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支持,组织小组织,直接和各县指导委员联系,力图将叶楚伧、倪弼、滕固、顾子扬四人全部架空。
1929年国民党三代江苏代表的产生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圈定。当召开江苏省国民党代表大会时,CC派占了代表总数的大部分,拥有超过半数的各县代表。CC分子跃跃欲试,大有操纵大会的趋势。CC派咄咄逼人的攻势迫使非CC派的人化解了矛盾。倪弼、顾子扬、膝固等看到自己都有落选的危险,于是联合起来,拉拢所有的不属于CC派的代表,组成联盟,共同对抗CC派。就是这样,倪粥、顾子扬、膝固三人还是怕自己落选,于是向陈果夫打报告,反对党内的小组织。倪弼、顾子扬、滕固不知江苏的小组织本为陈果夫控制,为陈果夫一手操办,但此时蒋介石、陈果夫正为代表产生问题和汪精卫派、丁惟汾的大同盟闹得不可开交,不想将三人逼上绝路,再引起江苏的争端。陈果夫被迫妥协,允许江苏选出加倍的人数,由国民党中央圈定。这样,除CC派提出了一个名单外,反CC派联盟也提出了融各派于一体的大杂烩名单。不管名单怎样提,最后圈定权在国民党中央。最后国民党中央圈定发表的名单当然是由CC派占优势,李寿雍、汪宝煊、周杰人、朱坚白、周绍成、祁锡勇、武葆岑等CC分子,都顺利地做了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执监委员。省执行委员会的各职能部门诸如秘书处、会计、庶务、文书等部门,统统为CC分子包揽,反CC各派,仅仅分得宣传、训练两部。于是自此以后,每次开会都会形成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双方争吵、叫骂、拍桌子。退席直至互甩茶杯,大打出手。不管什么议案,都要大吵大闹一番。
此时国民党元老钮永建任江苏省主席,他虽然不满CC派所做所为,但由于CC以二陈为靠山,所以对闹得乌烟瘴气的省党部也无可奈何,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江苏省民政厅长梁斌,却是一个活跃人物,他曾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上发表文章,对蒋、陈大加颂扬,因此颇得蒋陈赏识。在国民党时代,一省民政厅长在职权上仅次于省主席,而梁斌又有蒋、陈做后台,所以并不把元老级人物省主席钮永建放在眼里。他常常自夸他文有训练班,武有警官学校,把持了县长和公安局长职位按价出售,相传一等县县长卖价6000元,公安局长3000元;二等县县长卖价5000元,公安局长2000元;三等县县长卖价4000元,公安局长1000元。买者以名贵古董和金制饰物折价送缨,人们因此以“么二三四五六”讽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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