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里面出政权”的牺牲品。不过汪精卫对国民党建立和发展的“功勋”是无法抹煞的。现
在台湾的国民党,在召开重要会议以前必先朗读孙中山总理的遗言。然而这个遗言其实却
是汪精卫所写,孙中山不过签个字而已。这也表现出汪精卫对国民党的影响仍然“阴魂不
散”。
汪精卫一生以生命为赌注进行了两次拼搏,一次是刺杀摄政王,另一次是发起和平运动,
前一次赌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采,后一次赌博却完全失败,遭到世人的唾骂。不过
“人算不如天算”,在很多重大事件中,运气或天命起著重要的作用。汪精卫行刺摄政王
时抱著必死的决心,根本没有想到生还。清政府对行刺满人王公的刺客一直都没有不处死
的先例,只是到了汪精卫时才破例免死。如果当时清政府成全汪精卫必死的决心处死汪精
卫,中国就会少一个大汉奸而多一个大英雄,现在我们的中小学生们将代代朗读汪烈士“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
如果汪精卫在1935年遇刺时被打死,也会成为中国可歌可泣的光荣老革命家,而汪精
卫却只伤不死。如果1939年重庆特务不是错杀曾仲鸣而是打死汪精卫,人们也只是叹
惜汪精卫一时糊涂,不会使汪精卫背上史上最大级汉奸的恶名。但命运之神好象是在故意
捉弄人,汪精卫最后对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满意的,在他60岁还历时曾经写下一首《朝中
措》的述怀词: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栏杆拍遍
,心头块垒,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汪精卫在词前还写了这样一段话
:“重九日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于心,
亦作一首。”元好问这样的亡国诗人之作引起汪精卫的共鸣,可见汪精卫的内心亦是郁郁
颓丧。
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与蒋介石争权,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汪精卫并不是
特别醉心于权力的人。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时,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
响,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才30岁,
这样的高官对于一个30岁的青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不做
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放弃作官到法国留学。辛亥革
命后象汪精卫这样具有功劳威望之人却没有作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后来汪精卫任广州
国民政府主席时,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主动自责辞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得
不是很重。所以简单地把汪精卫离开重庆搞和平运动看成是争权夺利,其实是把历史人物
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
,又怎么会遭到外国的侵略?又怎么会有汉奸?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奸越多,就说明这个
国家越弱。对于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总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古今中外的历
史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应该公式化地把“汉奸”理解为一群整天想著卖国求荣的民族败
类,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奸”们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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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汪精卫叛国“艳电”
1938年12月29日
汪精卫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
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
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
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
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
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
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
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
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
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
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
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
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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