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到达上海,暂时住在法租界。
在轮船尚未到达上海之时,汪精卫就对影佐祯昭和犬养健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方针
一直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揭露、指责重庆政府对日抗战的错误,宣
传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国、拯救东亚,扩大和平运动的阵营,从而使重庆政府改弦易辙。原
来设想在西南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一个和平运动基地,但自从我离开重庆后情况发生了
变化。现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变,我想不如推进百步,索性建立一个和平政府,通过日本
政府对中国和平的诚意,用事实来证明抗战已毫无意义,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转向和平路线
,这样比较适当。”
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当时日本政府只是吩咐影佐帮助汪精
卫建立一个“反共救国同盟会”的民间组织,并没有设想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政府。所以
影佐为难地说:“诚然,这也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受命专来帮助先生转
移到安全的地点而已。关于现在您所说的话,在公务上我没有答复您的资格。不过作为和
平运动的同志,我还是发表我的意见。我认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彻底实行近卫声明
,这是前提条件。假如日本政府在这个态度上有所改变的话,那么先生的这个新建议将会
完全失败的。我作为一个日本人说这样的话,不免有些奇怪,但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慎重行
事的事。”
汪精卫说:“我也有同感。比如说,重庆政府还不信任贵国,他们认为日本嘴上说得好听
,实际上心中所想的却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如今踌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
。近卫声明是否实行,这是我们和平运动的分歧点。”
犬养健问:“不知汪先生在组织新政府时要向帝国政府提出什么要求?”
汪精卫说:“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坚持实行近卫首相的声明,如果不能践行声明,我必将
遭到国人的讥笑,认为我是受日本的欺骗而离开重庆的。重庆方面也更不会相信日本政府
,认为贵国口是心非,不守诺言。”汪精卫还说:“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新政府
的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
民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
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
汪精卫又说:“对于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
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与之相比,
和平论几乎就等于卖国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情来讲,哪怕是内地
的一、两个省份因抗战而生存下来,人们也会确信,它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振兴的根据地。
这种主张最容易使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但是倘若青年们没有这样旺盛的精神,
中国的将来和亚洲的将来也就令人担心了。由于这些缘故,在我们和平运动的征途上会遭
受到相当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但我已做好挨骂的思想准备。我所
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与我们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到那时我
们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我们在那个时候才能与抗日的青年们见面,互相笑著
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影佐祯昭被汪精卫的话深为感动,在他的回忆录《曾走路我记》中,给予了汪精卫最高级
的赞词:“汪氏的行动表现出他对支那、对东亚的热爱和赤诚,其崇高的精神、高洁的人
格连鬼神都会为之感动。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还能有什么呢?”
不管怎样,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动出击”,使日本政府一时感到为难。日本对中国
的方针原来是分而治之,因为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日本于1937年
12月在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于1938年4月在
长江下游地区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本并不打算在日占区
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对汪精卫提出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并不感兴趣。
但汪精卫毕竟是中国政坛上的超重量级人物,日方还是认真考虑了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设想
。
1939年5月26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建
立政府”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议经过三
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卫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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