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汪精卫_林思云【完结】(42)

  的兵力已增至24个师团,军费激增,财政困难,税收加重,国内危机日渐困重。在这样

  的情况下,日本内部也出现了尽快解决战争的呼声。

  在1938年初,日本还寄希望于用高压手段迫降中国政府,1938年1月16日近卫

  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强硬声明。1938年10月,日军本想在武汉战

  役中一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但中国军队主动撤退,中国政府也迁都重庆,使日本通过武

  力高压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企图破产。此后,日本政府内要求“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呼

  声抬头,1938年11月3日,近卫首相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一改过去的“不以国

  民政府为对手”方针,表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只要国

  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

  并不予以拒绝”。

  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参谋部公布《193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

  定今后的对华总方针:“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

  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对华总方

  针还规定军事上“以不扩大占领区”为宗旨,确定新黄河、合肥、芜湖、杭州一线以东的

  占领区为治安地区,以西为作战地区。在不扩大占领区的原则下,对国民党军实施有限的

  局部进攻,同时加强航空作战,轰炸重庆国民政府大后方及中国国际补给线,打击中国的

  抗日意志,促使国民政府崩溃。

  1938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

  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1

  938年11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作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

  战争。1939年3月,日本新首相平沼在国会演说中公开表示说:“蒋介石将军与其领

  导之政府,假使能重新考虑其反日态度,与日本共同合作,谋东亚新秩序之建立,则日本

  准备与之进行中止敌对行动的谈判”。

  中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对战局的形势有四种看法:一、胜利论:认为中国军队已具有击退

  日军的实力,可以击败日本的军事进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二、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

  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三、最后胜利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

  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四、和平救国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

  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

  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

  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和放出和平的气球,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

  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对“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但

  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

  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

  平工作”。不过蒋介石在“主战”和“主和”之间持机会主义态度,一方面他高唱抗战到

  底的高调,另一方面对汪精卫等人的“和平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中日战争的结局

  留一条后路。蒋介石并没有制止和惩处参与“和平工作”的官员,使汪精卫的“和平工作

  ”得以顺利进行。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

  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摸索与日本和谈的可能

  性。西义显和松本重治劝董道宁直接到日本与军方人士会谈,于是在松本的安排下,董道

  宁于1938年2月,即近卫首相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一个月后,来到日

  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董道宁是一个小小的科长,肯定

  是在某个上层人士的指派下到日本秘密谈判的,但董道宁到底是受谁的指派直到现在也还

  搞不清楚。

  参谋本部中国课长的影佐祯昭大佐是日本的主和派,是早期参与和平工作的唯一军人。董

  道宁向影佐询问日本改变“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政策的可能性,影佐说:军部中也有很

  多人反对近卫首相发表那样的强硬声明,但近卫首相的声明亦是事出有因,不可能那样简

  单地取消。但影佐表示日本希望和平的人也大有人在,非常愿意与中国进行停战谈判,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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