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大胆说一句对先贤失敬的话:倘若诸葛亮不留在隆中等机会,而跟着哥哥诸葛瑾到东吴去找工作,像诸葛均后来跟了他去西蜀一样,那么诸葛亮十有九成,在东吴当不上丞相,而极可能倚靠哥哥的社会关系,做到一名比“长水校尉”高不了多少的不大不小的官而已。
诸葛亮之所以能与哥哥诸葛瑾各仕一国,分途发展,正是天下三分的可爱之处。太史慈是山东人,到了东吴,才遇到一个自称为他的知己的孙策。当时,北方人跑到南方,南方人跑到北方,东边人跑到西边,西边人跑到东边,忙得很,热闹得很。
老百姓夹在三个国的里面与中间,岂不很苦:要打仗,要纳粮,还要做无薪的工。事实,却也并不太坏。三国时代到来以前,当老百姓的还不是一样要纳粮、做工、打西羌、打乌桓、打鲜卑?三国时代的仗,也只有几次比较激烈。
就一般的生活情况而言。老百姓在三国时代,远比在东汉时代活得好。朝廷上不再有宦官外戚把持一切(除了西蜀在最后几年有一个宦官黄皓而外)。三个国家的大小官吏,绝大多数是清廉的。诸葛亮而且把西蜀治理得道不拾遗。
曹魏的法律,比较偏于太严,却也有严的好处,叫人民不敢轻易犯法,也就免得受刑。明帝曹叡所修订的魏律,其后成为几个朝代的法律的蓝本。
曹魏也创行了“九品中正”的制度。这制度虽未必能实现以绝对客观的标准来登记青年才俊的构想,却也不能不说是好过了东汉末年那些孝廉、茂才,都并无优良品德或真才实学,全靠父兄与岳家的权势而获选。
曹魏的屯田政策与水利建设,虽则是以便利军事行动为目的,而间接却大大地帮助了农民。
曹魏在金融的处理上,有点儿颠颠倒倒:恢复了五铢钱,又施行“以物易物”。在这一方面西蜀比曹魏高明,一度发行了当百的大钱,而不久便恢复了五铢。后主与诸葛亮继续执行这一种取信于人民的好政策,让人民始终生活得十分安定。孙权也发行过大钱,而且发行了“当千”的“大钱”,来套取人民的“小钱”。但是,后来他也觉悟了,把“大钱”收了回去(东汉与三国时代的人,喜欢那重量固定、成色固定的五铢钱,正如民国的许多老百姓之喜欢所谓“袁大头”。袁大头,每块重库千七钱二分,质量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纯银)。
魏蜀吴三国的领土,加起来,比以前东汉的大。它们三国彼此的力量差不太多,在中原角力,角成了一时彼此无可奈何的相持的局面,于是分头对外发展,把较为弱小、在文化上较为落后的邻居部族,“纳入范围”。魏对于乌桓、鲜卑;蜀对于南方的夷(蛮夷)与青海及甘肃西南的羌,吴对于江浙皖三省山地的“山越”、皆是如此。
三个国家都有很多的军政人才。这些人,倘若生在东汉,大概只能有三分之一的数目春风得意。
三国时代的经学、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科学,都十分发达。原因是:有刺激、有挑战,又有热心的老师。小道如看相算命,也颇有可观。至于,虞翻谈《易经》,谈出了新鲜的道理来,那就更高于看相算命的管辂了。一度想说服诸葛亮向曹魏投降而反被诸葛亮用“正议”申斥了一顿的王朗,对《易经》也有相当研究。他所写的“传”,到了北魏之时,仍被经生用作课本。他的儿子王肃,是有名的古文家(被有些人怀疑为“伪孔安国古文尚书传”的作者)。王肃的儿子王弼,是天才:他注解了《老子》,又用《老子》解释了《易经》。
论文学,我们只须再提一下曹操的“对酒当歌”与曹植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不就够了吗?再说,建安七子怎么样?东汉有没有?
在才华上比曹植略逊一筹的曹丕,却也自有千秋。在诗的体裁上创始了“七言”,又在小说方面写了一部神怪的《列异记》。与他有“谈鬼”的同好的,是《搜神记》的作者,干宝。
干宝同时也是一位“掌故家”,留下了《魏晋春秋》,作为其后南北朝刘宋的裴松之用作注解《三国志》的材料之一。以裴松之所引的若干书籍而论,三国时代的当代历史家确是不少:写《魏略》的鱼豢,写《吴书》的韦昭,等等,不胜枚举。甚至那人格不甚足取的谯周,也表现了他对古史的浓厚兴趣(写过一部《古史考》)。
三国时代在艺术上的成就,图画可以用美国波士顿城美术博物院所藏的壁画为例:上面有两个极其生动的游春的人。建筑,东吴的佛教寺庙很多:武昌有慧宝寺,建业有瑞相院、保宁寺,吴县有通玄寺,鄞县有德润寺。曹操在赤壁之战战败了以后所建的铜雀台,大概不太难看。他的孙儿,明帝曹叡,是一个很喜欢搞建筑的皇帝。
谈到科学,三国时代有过会用麻醉药,又会动手术取出肾结石,甚至有把握进行“神经解剖”的名医华佗。马钧,传说为水车的发明家,但他确是曾经发明了“发石车”、“指南车”,与“十二蹑绫机”。以及一种自动儿童玩具,叫做“翻车百戏”。马钧是魏国人,魏国另有一位刘徽,在数学上颇有造诣,写出了一部《海岛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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