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录勋的属官还有三都尉：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副车马匹（魏晋之后，尚公主者必拜此官）；骑都尉，领羽林骑。
一些旧史书谓光录勋属下有大夫、中郎将等官，但从三国史笈观之，光录勋并无如此大的权力。如《三国志》卷14《蒋济传》言曹丕代汉后，蒋济“出为东中郎将……入为散骑常侍”，及统领诸军镇守合肥的大司马曹仁死后，蒋济复“为东中郎将，代领其兵”。手握重兵的蒋济，决非光录勋所能领导。至于前时五官中郎将的担当者乃是曹丕，这种五官中郎将乃系“为丞相副”，高出所有文武百官。《晋书》卷30《刑法志》言：
其后，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
以上的常侍、侍郎、议郎等都是名臣硕儒，亦非光录勋所能领导。我们阅读古书，宜结合当时具体情况进行探讨，不可墨守书本上文字规条。
卫尉秦代即有是官，汉景帝一度改称中大夫令，不久即恢复原名。卫尉掌宫门卫士，徼循于宫中。卫尉寺在宫中，其属官较著名的是公车司马令，简称公车令，掌警卫司马门。经过司马门的人都要下车步行。公车是官署名，凡臣民上书和被征召者，都由公车接待。《史记》卷126《滑稽·东方朔传》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三国志》卷19《陈思王传》言：曹“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可见不得曹操特允，都不能私自开司马门及行驰道中。
太仆秦汉皆有是官，王莽一度改名为太御，职务是给皇帝供应车马。有时太仆亲自为皇帝驾车。养马是太仆职务之一，《汉书》卷5《景帝纪》言中元六年（前144年），匈奴“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养马处）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疋”。曹魏养马情况、史书失载，然据《后汉书》卷84《列女·董祀妻》载蔡文姬对曹操说：“明公厩马万匹”，则曹魏养马当必不少。太仆既常接近君主，又执掌马政，故职位亦非无关紧要。
廷尉秦时即有是官，汉景帝改称大理，自后或称廷尉，或称大理。魏初称大理，曹丕改称廷尉。廷尉掌刑法狱讼，“廷”字系直、平之义，治狱贵直而且平，故以为号。古代凡掌贼盗及掌司察之官皆称尉。言以武力为后盾也。廷尉是各地上诉的最高司法机构。《三国志》卷24《高柔传》载：
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归，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
经过廷尉高柔设法断案，确定为同营士焦子文借钱害命。由是朝廷颁发“诏书，复盈母子为平民”。同上传又载：
（文）帝以宿嫌，欲枉法诛治书执法鲍勋，而柔固执不从诏命。帝怒甚，遂召柔诣台（《资治通鉴》胡注谓：台指尚书台）。遣使者承旨至廷尉，考竟勋，勋死，乃遣柔还寺。
以上材料说明专制皇帝可以枉法杀人（但此举失人心，后来司马氏专魏政，群臣反对司马氏者甚少，未必与此类事无关）。廷尉高柔能依法不从诏命，总算有一点护法行为。汉魏时，大臣有罪或皇帝有诏命，则“召致廷尉”，即被送到廷尉寺作最后处理，故大臣闻之多自杀。
廷尉的属官有大理正、大理平、大理监，是为廷尉三官，廷尉对案件的判决，三官还可以提出驳议。如《三国志》卷12《鲍勋传》言：
（文）帝从寿春还，屯陈留郡界，太守孙邕见，出过勋。时营垒未成，但立标埒，邕邪行不从正道。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勋以堑垒未成，解止不举。大军还洛阳，曜有罪，勋奏绌遣，而曜密表勋私解邕事。诏曰：“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廷尉法议：“正刑五岁”。三官驳：“依律罚金二斤”。帝大怒曰：“勋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并表“勋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请勋罪。帝不许，遂诛勋。勋内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无余财。……莫不为勋叹恨。
由上可知，法律并不能约束皇帝的淫威，然而，三官总算可以提出自己的异议，毕竟比世人皆钳口不言好一点。又如《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言：
司马芝……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赃物先得而后讯其辞，若不胜掠，或至诬服。诬服之情，不可以折狱。且简而易从，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从之义，不亦可乎！”太祖从其议。
司马芝的话，虽不合乎应把每一案件搞清楚的道理，但在专制法律动不动就酷刑拷打、每每冤杀无辜平民的残虐情况下，还是不无可取的。
大鸿胪秦称典客，汉景帝改称大鸿胪。王莽称典乐，东汉三国均称大鸿胪。大鸿胪掌与诸侯国及少数民族有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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