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受训一两个月，使之变成他的学生，才让他们成为军统成员，办理参加组织的手
续。其他绝大多数的人，则一直是由军统运用，替军统卖力。
军统局的重庆特区
直接领导军统局外勤特务在重庆活动的，是军统局的重庆特区（简称渝特区）。
这个区是由原来军统的重庆站扩充起来的，组织相当大，下面设有万县站、沪州站
等，领导川东几十个县的工作，从内江以西才归川康区（设成都）负责。这里我只
谈谈重庆的一些活动情况。
渝特区先后由姜绍漠、涂寿眉、朱啸谷、叶翔之等任区长（姜绍漠任过两次）。
区部设在重庆老街慈居。重庆解放前，这所房屋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的办
公处。
渝特区有四五十个高级情报员，由区长直接领导，并设有一个联络员经常和这
些人保持联系。这些人除了一些是当时政府各部会的高级人员外，大多都是民主党
派成员，或与中共方面有关系的分子和叛徒。军统除利用他们做民主党派的情报外，
更希望通过他们做中共方面的情报。对中共方面的工作，是当时重点中的重点，可
是一直没有达到军统预期的目的。他们曾花过不少心思去搜罗叛徒和左翼人士，结
果总是失望。
渝特区在重庆地区直接领导的组有五六个，分为上城区、下城区、西郊、南岸、
江北等组。重点是西郊组，主要是针对红岩村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组部即
设在化龙桥。我记得甘励住当西郊区组长时，常常叫苦连天，认为任务太重，人太
少，工作做不出成绩，时常受到责备。
这个组共有组员十多人，原来是希望能逐步打入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内
部去，他们虽住在附近，可是总想不出办法。以后便采取"拉出来"的办法，但也
只是白费了不少心思。最后只有用监视盯梢那一套来找一点线索。他们每天派特务
去红岩村担任监视，又不敢太接近，因为知道中共办事处等单位都有戒备，并且谣
传办事处要秘密逮捕胆敢去到附近侦察的特务。
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有次渝特区事务股长刘廷根找我请领几支手枪，我
没答应。因为按照军统局的规定，外勤特务不准带枪，只有搞公开任务的特务才能
带枪。这是由于一般外勤特务要尽力设法不暴露身份，这样才能活动，带了手枪便
会暴露目标。刘当时说，是西郊组怕中共办事处的人员对付他们，才请求发几支手
枪存放组部以备自卫。我当时答复他："顶好让中共办事处的人来捉我们，或等他
们开枪打我们的人，只要他们这样做一下，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去搜查他们的办事
处。而发几支枪完全没有必要，万一不当心走了火，反而会引起麻烦。"
我当时虽然那样处理了这个问题，但事后还是有点不放心。有一天我顺便向戴
笠报告这件事，看他的意见怎样？他当时对渝特区很不满，认为这些人不能很好地
隐蔽自己的身份，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军统人员，所以不容易打入各阶层去活动，
完全失掉了做秘密工作的意义。他不但同意我不发枪给他们，还骂他们是些饭桶。
他说：如果他们自己暴露了目标，给人打死了，他没有脸去承认是军统人员。他要
我把这些话告诉渝特区区长，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我便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共办事处打死或打伤了我们的人，便可借口去搜查
一次。不料他听到后，非常生气地责备我说："你在胡闹！我们和共产党作斗争靠
这些办法能达到目的吗？打死了算是白打死，打伤了是活该！不准在这个上面去打
主意！"他还继续唠叨了好久，认为我这种想法太幼稚，没有政治头脑。最后他说：
"中共办事处的人根本不会采用这种办法。"他认为如果特务冒冒失失不管一切冲
进去，会被他们扣留起来，向我们提出交涉，公开在报上宣扬，给他丢脸，这比打
死我们的人更不易对付。我一听问题竟是这么严重，便马上亲自去找当时的区长姜
绍漠说明这一情况，叮嘱他们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
据姜绍漠告诉我，渝特区的工作始终展不开，主要原因是缺少中共方面的线索，
所以不容易表现成绩。他是两次任区长，最初利用个别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还
能从侧面了解到一些有关中共方面的材料。以后这样的人渐渐少起来，而军统却更
进一步要求深入，所以办法越来越少。
渝特区在搞情报方面比其他单位要办法多一点。例如，当时去曾家岩会见过中
共领导人的许多回国华侨，他们往往不了解蒋介石只是表面上与共产党合作，而实
际是反共反人民的，因此便把和中共领导人谈话的内容随便谈了出来。这比那些只
在门口看到每天进进出出的人，连姓名都弄不清楚要好得多。同时每个小组都有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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