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等事件的档案材料，就没有看到哪一件中有蒋介石的手令或批示，只有戴笠写
的"奉谕速办"和"奉谕照办"。究竟是"奉"了什么人的"谕"，档案里完全找
不出来。这类档案经过多少年之后人们还得费一番考证功夫才能推断出来。现在一
些有过亲身经历的人把真实情况写出来，可以补档案之不足。
有几件事，我也附带说明一下。
自我写的资料发表以来的十多年中，我先后接到过三十多封革命烈属们的来信，
说军统特务杀害了他们的亲人，责问我在撰写这些史料时，连被害烈士们的姓名都
不曾写上。我的这一疏忽之处，使我长期内疚于心，深感愧对先烈。除谨向烈属们
敬致歉件外，也利用这次出书的机会，把许多坚贞不屈终致遇害的烈士们的英名尽
可能列入一部分。因为过去军统作恶时间太久，执行的机构分散各地，刽子手不少，
杀害的人很多，我不可能全都知道。例如重庆解放前夕的大屠杀中，上百名烈士惨
遭杀害，我不可能都列举出姓名来，也有不少烈士的姓名我实在记不起来。这些都
得请求烈属们加以原谅。还有个别烈属当面责问我，他们的亲人被军统抓走后的下
落，提出"生要人，死要尸"的要求。我每遇到这种情况，真是痛悔万分，除了低
头认罪和请求宽恕外，实在没有办法能满足他们这种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无父母，
谁无子女。烈属们怀念亲人的这种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除了深感愧对先烈和烈
属外，我连自己的母亲都对不起。她过去经常教导我："孩子，你可以不做官，但
要做人！"而我过去为了要做官，瞒着她做了不少不像人的事，而今真是追悔莫及，
只有把过去所作所为的那些见不得人的罪行揭露出来，聊尽赎罪之C。
另外，还有不少读者写信给我，说我过去写的东西，没有很好地把一些叛徒的
丑恶表现和罪行详细写出来，不足以激发人们对叛徒的憎恨和厌恶。党内出了叛徒，
对党所起到的危害是那么大，应当让人们特别是青年一代多了解一些革命的艰难和
成功之不易，所以我在《保密局内幕》一稿中，增补了一段有关叛徒的资料。由于
考虑到不让这些叛徒的亲属为此而受影响，有些叛徒的姓名（虽然我记得很清楚）
我就没有写出来，只把他们危害党的罪行和出卖灵魂的丑恶事实，选择几个有典型
性的写了出来。
为了将军统特务的许多罪行尽可能如实地揭露出来，这十多年中，我找过不少
了解过去情况的亲友，请他们对我写的东西加以核实补充。有些情况虽然经过核对，
认为属实，后来又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这次出书之前，我又再次进行核对。如戴笠
开始搞特务活动的小组织--"十人团"的名单，这次我又再次核实。一九四二年，
军统在重庆举行纪念咸立十周年的"四一"大会上，我亲自听到戴笠宣读过这十人
的名单。一九六一年，我开始写《我所知道的戴笠》时，便找到当时全国政协委员
黄雍先生核对过。一九七五年，郑锡麟来京参现学习时，我又去找他核对过一次。
因他两人都是"十人团"的成员。又如军统特训班的"班歌"，后来成为军统局的
"局歌"，我记得不完全，经好些人来信补充，基本上已凑齐了。在《戴笠其人》
一书中，没有来得及刊出，只好在以后的资料中发表出来。
还有，有些朋友和了解过去情况的人写了不少材料给我，其中有些我认为符合
当时情况的，准备采用；有些事，我过去完全没有印象，甚至认为不符合当时情况
的，便不准备采用了。这种关心史料征集的热情，我非常感激，在此特表谢意。本
书所记，如有遗漏和错误之处，敬希各方人士给予指正和补充，我是竭诚欢迎的。
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从军统临澧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
军统第一个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班--临澄特别训练班（简称"临训班"）的
成立，是有其特殊使命和原因的。
蒋介石被迫抗日刚一开始，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就奉行他主子的命令，借抗日为
名积极从事枪口对内的准备工作。"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戴笠原来打算在上
海或南京举办一个大规模特务训练班，但没有预料到上海和南京那么快就沦入敌手，
因而未能进行。一九三七年冬天，他逃到武汉之后，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
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
湖南去积极筹备，并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要尽全力从事协助。
一九三八年一月间，余乐醒回到长沙，马上把他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四
号融园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作为筹备处，日夜紧张地从事筹备工作。戴笠选派到
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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