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弄不清楚，经过半天的搜查，便抓到有关的四个人。以后经几次刑讯与查对笔
迹，完全证明是他们写的。他们写那信的原因很简单，确如信中所写，出于气愤。
三天期限未满，郑介民亲自跑来问了两次。他很高兴地把这一结果向宋美龄去
回复，宋指示一定要严办。卫戍总部军法处把其中一个写信的判了十五年徒刑，其
余三个也以同谋罪判了轻一点的刑。由于稽查处说明这是"奉蒋夫人亲自交办"的
案子，所以判得很快。结案以后，有天郑介民带我去见宋美龄，向她报告办理与判
处徒刑的经过。她听了很高兴，立刻拿出一对派克金笔给我，算是办理这案的赏赐。
四个人的徒刑，十多年的冤狱，换得一对水笔和几句奖励。这足以说明特务们是如
何忠心耿耿地为豪门充当鹰犬！
稽查处一成立就以肃清重庆的汉奸作为幌子，每个处长上任也公开指明这是第
一任务。但几年间，不但没有逮捕过一个真正汉奸，而且暗中却在保护汉奸，甚至
由汉奸特务来当副处长和处长。陶一珊任处长时期的副处长，以后继陶而任处长的
廖公劭，以及廖任处长时保荐的主任秘书叶燕苏，都是有名的汉奸。廖公劭是汪精
卫政府政治保卫局华南局的局长，他的叔叔廖越万是汪伪政治保卫局杭州局嘉兴支
局局长，父亲廖家驹、弟弟廖公助，也都是在汪伪政府中做官，真是满门汉奸，却
得到戴笠的信任，要他来负责战时陪都的治安工作。最为一般人不理解的，是廖公
劭任处长时推荐任过汉奸县长的叶燕荪当主任秘书。当时戴笠对廖的信任，远远超
过了对陶，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异常奇怪了。
我任督察长时，廖刚到重庆，便接何龙庆任副处长。他经常陪着一些操江浙口
音的奇怪客人去见戴笠。最初陶一珊还疑心是在捣他的鬼，想抢处长当，以后廖当
了处长，我当副处长，他还是经常与一些鬼鬼祟祟的客人去见戴笠和毛人凤，这才
使我感到有点奇怪。以后我调进军统局当总务处长，有机会去招待这类怪客，才知
道他们原来是从南京上海等地来的，都是任援道、周佛海等大汉奸派遣的代表们。
这些不折不扣的汉奸能在稽查处长的陪伴下去见戴笠，那又有谁敢去动他们一下！
所以抗战几年，重庆军警林立，特务遍地，而从来没有破获过一个真正汉奸机关。
问题很清楚：不是重庆没有汉奸，而是汉奸来到重庆却是治安当局的贵宾，自
然没有人能去抓他，可是当时每天却也抓到一些所谓汉奸嫌疑者。说来真是可笑，
当敌机轰炸时，偶尔有人因为感到躲的地方不安全想换一个地方，便在寂静无人的
街道上匆匆跑过，如被军警或特务挡住了，身上搜出了被认为带嫌疑的东西，便难
免吃一顿官司，每每弄得有冤无处伸。据说用镜子利用阳光向上空照射，便可指示
敌机轰炸目标。根据这一条，如人证俱获，则有口难分；加上屈打成招，最后只能
军法从事。治安当局可借此向上级请奖，向老百姓表功，他们又杀了一个"汉奸"！
还有些人在夜间躲警报，时间久了，敌机又没有来，便偷偷地抽一口香烟，这也会
被诬作汉奸指示目标的铁证。总之，一些不留心的行动和语言，以及无意中带了点
犯忌讳的东西，都随时随地有被指为汉奸的危险。否则在战时的陪都，那么多的军
警特务，不抓到几个"汉奸"，那又怎能交代！所以一些糊里糊涂的替死鬼，一直
到临刑都在大叫冤枉，而那些真正汉奸，却正在权贵的朱门中酒酣耳热，举杯痛饮。
我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曾去找一些空军朋友们问过。他们认为白天举烟，夜
间点火，的确可以指示轰炸目标；但一面刮脸用的小镜子的反光，或一支香烟的火
光，在高空的轰炸机上的确很不容易看清楚。但是部下辛辛苦苦抓来的"汉奸"，
上级天天要找的替死鬼，明知是冤枉，也只好动刑逼供，谁也不敢冒着自己的前途
来讲一句公道话。
记得有一次一对从江南逃到重庆的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小孩在南岸铜元局兵工厂
附近乱坟堆里躲警报，因随身带的一个热水瓶不慎打破，小孩拿着打破的水瓶胆在
玩，阳光照在破水瓶胆上，发出了一道道白光。恰巧这次敌机在这个兵工厂附近投
了几颗炸弹，南岸稽查所的特务也躲在附近。他们到处搜寻，发现这对夫妇身边有
这些发光物，便不由分说断定他们在给敌机指示目标。特别是当他们进行搜查时，
又发现小孩颈上有一根红头绳穿着三个铜钱挂在胸间，这一下他们认为是人证俱获。
当所长曹万道把这三人解送到稽查处时，这个女的再三解释小孩身上带铜钱完全是
家乡一种迷信，而热水瓶打破的确是无心，也没有料到敌机会到那里轰炸。但是南
岸所的特务硬说亲见他们在敌机飞临上空时才把水瓶打破，以水瓶胆当镜子指示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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