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从黄鱼圈回来的第二天晚上，借着昏暗的蜡烛光，我羞愧难当地把东西和钱都是借来的事和她学了一遍。看着她那吃惊的眼神和呆呆地瞅着我的神态，我心想这下可完啦，轻了挨顿数落，重了说不定咋样。因为结婚后这几天我品出来了，她是个急性子脾气。没想到她听我说完后“嘿嘿”地笑了起来。这一笑，笑得我后背直发凉，这冷汗也顺脸淌了下来。
她收住了笑声，用手一撮我的脑门：“我原来以为你是个老实人，没想到你还这么多的歪心眼。”
“没办法，这都是逼出来的！”
“谁逼你啦，告诉你吧，我嫁给你不是图的你钱财，一是日本人闹的，二是听说你这个人忠诚老实心眼好。要不然有钱有势的公子有的是，能到你的名下？”
“你这话倒是真的，你看这事咋办？”
“还能咋办，借人家的明天马上还人家，使人家的东西你不觉得臊得荒！”
我心想臊也没招，谁叫咱穷来的。
第二天我俩天一亮就起来，包好了别人家的行李，铺上了她从娘家带来的绸缎被褥，拿下了我送给她的戒指，戴上了她自己的手饰，那闪着光的宝石戒指，足有一两重的黄澄澄的手镯，晃得我眼花缭乱。她打开皮箱又从里边拿出两千元钱，摔到我的面前说：“这都是我的私房钱，把欠别人的债全还上，再买点家庭生活用品。你再到街里做几套像样的衣服，穿着人家的西服我都替你臊得荒！”当时听了她这话，我这心里就象打翻了醋瓶子，酸溜溜的那个难受。心想人要是穷啊，啥话都得听。
这件事平息了以后，刚刚消停了几天，又起了一波。这一次玉莲可真生气了，把我好个数落。
那是在我结婚后一个来月的时间，家中的老爷子听姐姐说我结婚了，带着大哥到杨木林子看我。这下我可真犯难了，不往家里领吧情理上说不过去，又不能对老人说我和人家订婚时说没有家。如果说了，老人家肯定要伤心。往家领吧，我怎么和玉莲说？想来想去还是领回家吧，这事早晚也得露，爱咋地就咋地（随便）吧！
我把这爷俩领回家后，玉莲问我：“这都是谁呀？”
“这是我的阿玛和大哥。”
玉莲瞪着吃惊的眼睛瞅着我说：“什么，你阿玛和大哥，你不是光杆一个人没有家吗？这怎么又出来老爷子和大伯子，你到底还有啥事瞒着我？”
“你先消消火，听我给你解释。”
“你说吧！”
于是我把她叫到门外，把如何当国兵，如何杀日本人的经过和她学了一遍。她听后苦笑着说：“这可也没有办法。”
他们爷俩在我这呆了几天，玉莲是好吃好喝地招待不说，临走时又给了老爷子100元钱，把老爷子乐得合不上嘴，直夸我找了个好媳妇。
婚后的生活比较安定，我又向县教育课申请让玉莲担任学校的助教（临时老师），虽然工资不多，但也解决不少问题。这时候我觉得自己一直想改变学习环境的想法该实现了，于是我把让大户人家出钱修理校舍、更换桌椅的想法和玉莲一学。
“这些人能出钱吗？”
“有你们老赵家做后盾，我看差不多。”
“那也不一定行，要不然你就试试吧？”
第 二十九 章 智斗女匪
说句实在话，自打结婚以后，这围前左右村的地主豪绅、保长和村长都对我高看一眼，办啥事都挺顺利。这一次我把集资修校舍的事和他们学了以后，多数人都表示看在赵四爷的面子上也得出这笔钱，只有像范老闷这样的几户人家不愿出。后来架不住我一天两趟跑，他们也多少也拿出了点钱。用这些钱，我修理了校舍，打造了新的桌椅板凳，又给穷苦人家的孩子垫付了一部分书本费。从此我俩一心一意把心思都用在了教学上。
一九四五年五月份，舒兰县教育课又把我从杨木林子学校调到法特中心校担任副校长工作。
在我开始工作的不长时间，中国的抗战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国民党的四百万大军开始全面反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关内的战场上捷报频传，东北抗日联军也开始夺镇攻县，苏联红军对日宣战，派兵攻打东北。
那一阵子，吉林方向不停传来炸弹爆炸声，翅膀上画着红五星的苏联飞机也时常从法特地区的天空飞过。那飞机一过来，把人们吓得没处躲没处藏，大街上、胡同里哭爹喊娘的声响成一片。渐渐的大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店铺纷纷关门，几百年流传下来的集市也自动取消了，学校的学生家长都不让孩子来上学，学校也只好宣布放假。
随着苏联飞机越来越频繁地飞过，镇上的几个日本商人毛了鸭子，天天猫在屋里不敢出屋。有人偷偷去观看，回来说：“他们在收拾金银细软。”白旗镇警察署的日本署长一改以前的骄横态度，对中国人也客气了起来。有一次我到白旗镇去办事，在街里碰到了渡边署长。要是以前，他恐怕连正眼都不瞅你一眼，你跟他说话他用鼻子哼一下拉倒。这一次他一改常态，离老远就招呼我：“王校长，你的很久时间没看见，身体可好？”
“好，好，署长的身体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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