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不到六点钟，学校的学生和小镇上的人们就哄哄了起来，说三中的王喜山老师是大地主的儿子，国民党的军官，杀害过上千名的解放军战士。现在仍然和台湾有联系，他的手下有一百多名国民党特务，镇上的‘牛鬼蛇神’都归他指挥，今天晚上就要革他的命。
晚上我随父亲回家的时候，父亲阴沉着脸，心情沉重地告诉我：“今天晚上要揪斗我。”
我说：“我听同学说了。”
“儿子，爸爸今晚要是过不了这关，你就记住爸爸是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的，爸爸没有什么罪！”
“我知道爸爸是个好人。”
回到家里，母亲看我们爷俩都不乐呵的样子，笑呵呵地说：“这爷俩，又咋地啦，拉拉个脸子这么难看？”
父亲没吱声，我也没敢把今晚学校要揪斗父亲的事告诉母亲。
吃晚饭的时候，父亲破例就着蘸酱菜喝了几口老白干酒，对母亲贴的黄洋洋的苞米面饼子一口都没动，皱着眉头一支接一支吸着五分钱一包的香烟。
母亲是个急性子人，看到父亲心事重重的样子，急得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摔说：
“我就烦你这副样子——有啥事不说，光在心里闷着！你说，啥事把你愁成这个样子？”
“告诉你有啥用，今晚要挨斗。”
“凭啥呀？”
“可能是因为在营口那段历史。”
母亲一听来了气，眼睛一瞪，大声说道：“那段历史共产党不是说不算了吗？这怎么又揪起来了，这说话像老娘们似的能治理好国家吗？”
父亲往窗外瞅了瞅，使劲地瞪了母亲一眼，小声说：“你不会小声点，这话叫外人听见，咱不都成了反革命，你还要不要脑袋了？”
“就这个嗓门，愿谁听谁听去，本来就是吗！”母亲依然大声说道。
“姑奶奶，你可别炸哄啦，这是个不讲理的年代，他们说啥是啥，你可别跟着添乱子啦！一会给我准备套行李，叫儿子帮我送去。”
“不用儿子送，我给你扛去。我问问他们，我们千辛万苦地跑回来跟着共产党走，到头来整这事，想干啥呀？”
父亲这时显得不耐烦了，把手使劲往桌子上一拍，震得桌子上饭碗里的白菜汤洒了一炕，吓得我们姐弟几个瞪着吃惊的眼睛瞅着父亲。
“越说你还越来劲了，这是红卫兵运动，你知道吗？”父亲冲母亲吼道。
“我咋不知道，不就是一帮小孩瞎整吗？”
“瞎整，你以为共产党是个糊涂党哪？这上边不一定出了什么毛病，发动红卫兵这是有一定政治目的的。你没看中央的一些大干部都被揪了出来了吗？咱一个小教员还能咋唬啥！”
“哪咋整，你就挺着叫他们斗呀？”
“按理说不挺着也没招。不过这几天我寻思，如果他们真要是揪那段历史的话，我就把共产党给的‘免死牌’亮出来。”
“什么‘免死牌’，这么些年我怎么没看着？”
“你忘了，咱们在营口起义的前夕，六哥他们和共产党谈判的时候坚持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起义官兵既往不咎，和老八路同等待遇。”
“谁批的？”
“林彪批的”。
“这就对了，这句话就是‘免死牌’。要说师长也够有头脑的了，他不是说过吗？我得朝共产党要张‘免死牌’，为全师几千官兵的将来负责。”
“那能好使吗？”
“林彪现在正红，我把这条拿出来，估计谁也不敢动我一根毫毛。”
“这也不一定好使，一帮小毛孩子，他们能管你那事？”
“那就没法了，碰碰运气吧！”
晚上七点半左右，我扛着行李送父亲去参加批斗会。这时天越来越阴，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阵阵凉风吹来，我和父亲都打起了激灵。
学校的礼堂外面已经站满了人，看到我们到来，自动闪开了一条道。
父亲的几个老荣军朋友站在道上问父亲：“王老师，大伙说的可是真事？”
父亲笑着说：“呆会你们就知道了。”
走到礼堂前，只见那古老的建筑已经不成样子。油漆斑驳的门窗已被砸得破烂不堪，残破的青砖墙上贴满着大字报、小字报、漫画和标语，屋顶残脊断瓦的缝中长满了篙草，在微风中摇摆着瘦弱的枝叶。所有这一切再加上沉重的心情，使我不寒而栗，只有门口插着的一面五星红旗让我心里还感到有些暖意。
在人们诧异的目光中，父亲和我走进了礼堂。里边已经坐满了红卫兵，通往主席台的过道上也站满了看热闹的人。
父亲和我进屋后，台上的曹主任冲我们摆摆手，叫我们到前边来。然后叫个同学搬来一个凳子让父亲坐在台下，我则站在了靠墙的一边。
我往台上一打量，只见主席台正中挂着一幅大的毛主席像，台上横着并排放着几张课桌，曹主任坐在正中间，两边坐着十中的红卫兵代表和镇上几个单位的革委会主任。曹主任不时来回扭头和他们唠着什么，可能是在向他们介绍父亲的“罪行”，因为他的手不断指着台下的父亲，脸上露出一副鄙视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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