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部有个日本少佐顾问叫山田一郎，四十多岁的年纪，中等身材，大团脸，大眼睛，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鼻子下留着一撮黑黑的卫生胡。这个人瞅起来文文静静的，可是为人却很歹毒，我们大队就他说了算，大队长只不过是个摆设。
山田顾问不知是什么原因，从我分到大队部后，就是看我不顺眼，平常都不是好眼睛瞅我。他这个人从来不打人，也不骂人，看谁不顺眼就给你关禁闭。
国兵部队的禁闭，就是把犯错误的士兵关进小屋子里，一天只给一碗高粱米饭和一杯凉水。我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被他关了三次禁闭。第一次说我看见他敬礼姿势不正，第二次说我用眼睛斜楞他，第三次说我给他敬礼的时候左腿乱哆嗦。三次关了我八天，饿得我眼睛发花。大伙都逗我“一个月关了三次禁闭，这可是打破了纪录”。这个山田顾问为什么看不上我，我百思不解，这个谜后来还是老刘给我解开的。
我们大队的大队长姓刘，是榆树县城人。“九一八”事变那年，他拉杆子立山头，当上了胡子的大当家，山头名号叫“镇关东”，手下有三百来号人。日本人占领榆树县城后，他被日本人的血腥屠杀吓蒙了，带着手下人投降了日本人。日本人把他的队伍调到奉天，叫他当了个有名无实的大队长。驾驶员老刘是他一个远方的侄子，大队长一直想把他这个侄子提拔成中队长，可是山田不同意，说老刘“文化的没有，开汽车的可以，指挥部队的不行”。老刘也对他憋了一肚子的气。
有一天，大队长在饭店请山田吃饭，几个中队长和老刘做陪。
酒喝到高潮的时候，老刘问山田：“太君，你的为什么总看我的副手不顺眼？”
“他的良心大大的坏了，我的老同学渡边叫他摔伤了，现在一使劲还大口吐血，我得教训教训他！”
老刘回来以后，把山田的话和我一学，我的心当时就凉了半截。心想满洲国是日本人的天下，他一个日本少佐收拾我一个小国兵那不是小菜一碟吗？长此下去他总有一天非得把我收拾死。不行，这个兵我死活不能当了，瞅个机会得跑。
我把想法和老刘一说，老刘说：“我也是这么想的，有机会咱俩一块跑。我在这也没什么大出息，不如跑回家伺候二老去。”
说完这话，我当时提心吊胆好几天。人心隔肚皮，谁知道老刘能不能出卖我？当天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后悔得够呛，心想老刘要把我出卖了可就完了。
过了几天没有动静，心里才安定了下来。
一九四一年，大兴安岭和长白山一带的抗日联军特别活跃，打得日本部队和满洲国政府军手忙脚乱，顾东顾不了西，扫荡一个接着一个。抗日队伍打了这支又出来那支，奉天城外也时常有小股的反日武装出现。他们打据点，端炮楼，扒铁路，搅得奉天地区日本人不得安宁。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对此大为恼火，命令奉天守军进行清剿。
六月中旬的一天，部队接到命令，由我们三大队和日军一个中队前往西南四方台地区扫荡胡子。
当部队走到离奉天50余里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小村庄时，乌云密布，一阵狂风刮过，瓢泼大雨倾盆而下，炸雷震耳欲聋。暴雨形成的水溜子冲在汽车的风挡玻璃上，驾驶员根本看不清前方的道路。大队长和山田顾问乘坐的那台破旧的老式小汽车也抛了锚，驾驶员顶着大雨检修，部队只好在村边休息避雨。
雨稍后小了一点，从前边的日本军车上跳下几个日本兵，顶着雨向小村庄跑去。老刘说：“夜猫子进宅，没事不来，这帮小子进村保准没有好事。”果然不出所料，这帮鬼子刚到村边就传来“砰”的一声枪响，一条小黑狗哀嚎着，咧咧歪歪地倒在了村口。
这帮日本兵打死了小黑狗后，便钻进了一户人家。屋里马上传来了撕打声和女人“救命”的呼喊声，老刘说：“不好要出事！”打开车门就跳了下去，我也跳下车随他向村里跑去。
我俩跑到日本兵进村的那座小茅草房，推开屋门，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外屋地下躺着一个中年男人，头上被枪托砸了一道大口子，血流如注。屋里炕上四个日本兵正用手按着一个以被扒得一丝不挂的妇女，妇女身上趴着一个把裤子退到了脚下的日本兵。那个妇女看到我俩进来，瞪着一双求助的眼睛瞅着我们，嘴里有气无力地喊着“救命”。我一见这情景肺都要气炸了，拳头一握就要往上冲。老刘一把拽住我小声说；“他们人多，咱俩找弟兄们去。”我俩撒丫子就往车队跑。
到了车队跟前，我俩气喘吁吁地对车上的弟兄们说：“不好了，鬼子兵在屯里轮奸妇女！”车上的弟兄们一听，一边骂一边纷纷跳下车随着我俩向这家跑去。
到了屋前，几个弟兄把门堵住，其他的人随我俩进了屋。
进屋后，只见这几个家伙兴致正高，一个满脸连鬓胡子的小个鬼子笑嘻嘻地对我们说：“花姑娘的干活，大大的好。你们的等一等，皇军的先来。”边说边解裤腰带。我跳上炕一把抓住他的脖领子，使劲一摔把他摔到地上。其他日本兵一见，马上过来和我们撕打到一块。
那次进屋的只有六个日本兵，我们进屋有二十多人。一通拳脚之后这伙日本兵被我们打得鼻青脸肿，乖乖地站在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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