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先生虽然好哧鼻子，但学问挺高。老中华民国的时候，他在长春市小学任教。后来年纪大了被学校辞退，来到小河屯的亲外甥家，办了间私塾。满洲国以后私塾又都变成了官办小学，他就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兼老师。学堂是在屯中一座三间草房里，东屋是女生的课堂，西屋是男生的课堂，两间屋南北大炕上，放着二十来张小课桌。
刘先生每天早上上课前，总好先说：“同学们，你们可得好好学习呀，只有学习好，知识丰富了，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咱们中华民族啊，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老受人家欺负，就是因为咱们国家贫穷落后，百姓愚昧，缺少知识。”他的这番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我们都烦了。
不过他的这一番话有一次惹了大麻烦，差一点被送进了警察署。
那是我上学后的第二年的一天，双岭子屯张保长的两个小孙子，其中就有叫“三斜楞”的那个小子。因为贪玩没完成作业，第二天上学时刘先生勃然大怒，拿起戒尺把两个小子的手掌心好顿抽，打得这俩小子“噢噢”地哭，手心肿起挺老高。
放学后回到家里，张保长急眼了，叫管家连夜来找刘先生，质问他：“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开面，一个小孩子没完成作业，值得这么打他！不看僧面看佛面，没有俺家老爷照着（照顾），你能在这干得这么消停吗？”
“我到农村来不是图挣两个臭钱，我家在长春有买卖不缺钱，就是想叫这贫穷山区的孩子能念上书。至于你家老爷照着我，你转告他，我表示谢谢。但是，这和教孩子是两码事。棍棒底下出孝子，我就这个教法，要不行你们就把孩子领回去。”
管家在这个倔老头面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
第二天下午，溪浪河镇警察所来了两个警察，说有人告他散布反满抗日言论，要把他抓到警察署去。刘先生的外甥塞给两个警察每人十元钱才把这事平息了下来。
刘先生在围前左右的屯中，是个受人尊敬的老人，但是也有不讲理的时候。
有一次，我得了感冒，浑身难受，鼻子堵得喘不过气来。这大鼻涕不知咋那么多，“哧噜哧噜”地抽起没完。在课堂上刘先生瞅我不顺眼了，因为他抽一下，我抽一下，好像有意和他比赛似的。第一堂课，他老不是好眼睛瞅我，弄得我心里毛的学的（发毛）。
第二堂课他拿着戒尺过来了，问我：“你啥毛病？”
“感冒了”。
“感冒了？好，我给你治治，把手伸出来。”
我战战兢兢地把手伸了出来，只见他眼睛一瞪，照我的手“啪啪”就是两戒尺，痛得我直哆嗦。
“还哧噜不了？”
我鼻子一紧，“哧噜”一下说：“不敢了。”
同学们都哄堂大笑了起来，他愣愣地瞅着我。
晚上放学以后，刘先生把我留下唠了几句嗑。
“先生打你抱屈不？”
“不抱屈。”
“为什么？”
“先生哧噜鼻子，我就不应该哧噜了。”
他苦笑了一下，摸摸我的脑袋说：“先生今天不讲理啦！这两天我的心里憋得难受，拿你撒了气，你心里一定觉得挺委屈。”
先生的这番话，说得我眼泪在眼圈直转转。
“先生憋什么气？”
“县教育课来通知，叫小学开办日语课。我寻思这学堂是孔老夫子留下的，是咱中华民族的宝。开了日语课成了啥玩艺？再说咱也不会那东西呀！一说起来叽里哇啦的，不是西的，就是青蛙，听着都难受，咋说呀？”
“那咱就别开呗！”
“不开还不行，我正托中心校的校长和上边说说呢。”
后来因为没有日语教师，我们那个学校的日语也就一直没有开。
那时候念书学费不用交，只需交自己书本费两斗小米就可以了。就为这，全家人省吃俭用，晚间连油灯都舍不得点，天一抹黑额娘就催我们上炕睡觉。冬天里大长的夜，那能眯得着，我们小哥俩只好躺在被窝里捅捅咕咕练起了武术。多咋老爷子回来骂了句：“妈拉个巴子，还不睡觉，瞎捅咕啥？”我俩才消停地眯在被窝里，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即使是这样，这两斗小米还是难以凑够。没办法，弟弟八岁就给张保长家去放猪。一个八岁的孩子，赶着十几头猪，穿行在山坡老林子里，那艰难的情景可想而知。
有一次，弟弟放猪时，一头小猪崽子摔到了砬子底下，把腰摔坏了，后腿也断了一条。
晚上回来后，张保长一见小猪崽子摔瘫巴了一只，不禁勃然大怒，抡起手中的拐杖一下子就把弟弟的胳膊打断了，弟弟又被他拳打脚踢打得鼻口窜血，被别人背着送回了家。
回到家后，老爷子看孩子被打成这样，心痛得直跺脚，抄起根棒子就去找张保长。
到了张保长的家，老爷子问他：“张保长，你虽然是一保之长，可也不能这么霸气呀！我家小三放猪不小心，把你家的猪崽子摔坏了，这是孩子不对，大不了我们赔你一只。你也不应该下这样的毒手把孩子打成这个样子，他才多大呀，你怎么下得了这么狠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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