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的雁肉虽然没有吃好，但大伙对我们打雁时碰到的事却都感慨万千。赵杰说：“没想到世上真有这么穷的人家。”
我说：“六哥，你生在富人家，长在富人家，大了以后上学念书当军官，哪知道当今社会穷人的苦劲啊！”
赵杰笑了笑，说道“可不是咋地，我寻思满洲国倒了，日本人跑了，咱中国人扬眉吐气了，日子该有所改善了，可老百姓还是这么苦，这事有点说不过去。”
“这种现象不足为奇，一来是满洲国刚倒台，百业待兴，一时半会缓不过来；二来是这外鬼刚跑，国共两党又开始打仗；三是国民政府嘴上喊着为了民众的利益，为老百姓着想，可咱也看得清清楚楚，这营口的大小官员能捞就捞，得贪就贪，老百姓能有好吗？”
侯殿春在一旁插了一嘴：“二哥说得对，战乱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国民党腐败，政府无能，社会能有好吗？我看得改朝换代了。”
赵杰听侯殿春这么一说，脸沉了下来问到：“怎么换，换什么样的政府？”
“我听人家说，共产党提倡人人平等，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国家，我想真要是建立那么个国家，像二哥碰到的事可能就没有了。”
“共产党提的口号、实行的政策我也知道，但那是不可能的！穷富之分自古以来就这样，啥时候都得有穷有富。至于人人平等那更是不可能，穷人分了东西乐了，有钱人的财产被分这心里能舒坦吗，这能叫平等吗？但是，国民政府也不咋地，光腐败这一点就是个大病，这政府将来倒台就要倒在这一点上。”
“在赵副官面前不应该我说，我总觉得咱们替这样的政府卖命不值得。”
他这话一出口赵杰的脸变了色：“没想到你这个人挺有政治头脑，我从军这么多年都有不知道给谁卖命的问题。我只知道咱从军是为了多挣钱、有出息，看来你这个人头脑不简单哪！”
我一听这赵杰话里有话便急忙说：“六哥你别听他瞎咧咧，他能有什么政治头脑？”
赵杰摇了摇头。
晚上我的四个哥们走了后，赵杰对我说：“你们这个老四不把握，我看十有七八是那边派来的人。”其实那我心里也早画魂（怀疑），觉得老四这个人和其他士兵不一样。第二天，我专门找他唠了一下，他矢口否认。
我说：“你是共产党的人也好，不是共产党的人也好，咱们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你今后说话可得注意。我六哥是个不问政治的人，换了别人这包可就沾大了！”
“换了别人我也不能说啊，我看赵副官人挺好，不小看人还有正义感，这才敢说。其实我也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对这个政府看不惯。”
“四弟呀，咋回事你心里明白。不过我劝你句，啥事得讲个策略，尤其是在咱这个队伍里，国民党的特务遍地都是，他们的眼线又多，一个不慎就得掉脑袋。”
“二哥说得对，以后我注意就是了。”
侯殿春嘴上虽然这么答应，实际上他仍然四处和士兵散布所谓“看不惯”的事，后来到底沾了个大包，险些被军统的人枪毙了。
第二天中午的时候，老头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师部。当时我正在伙房吃饭，门卫来告诉我，有个老头和两个孩子来找你，我到门口把他们领到伙房。军官们吃惊地问我：“是你的亲戚吗？”我说：“不是。”然后把事情的经过学了一遍。大伙都叹息地说：“这年头的穷人可真苦啊！”只有几个国民党的特务不是好眼睛地瞅着我。
当天中午，王家善师长也在伙房吃饭，听我说完事情的经过后，招呼我领着两个孩子走到他的跟前，他用手摸摸这个，摸摸那个，说了句：“这孩子的命挺苦啊！”然后告诉伙夫给孩子端来了两份饭菜。看到孩子吃得香甜八拉的样子，他又难过得眼泪在眼圈直转转，对我说：“你这个人心眼挺好啊！人吗，就得有份好心肠。”
待孩子们吃完饭，我却犯了愁，原想在军官中给他们找个安身之处，可我把想法说完后，没人理这个碴，问了几个结婚好几年没有孩子的军官，他们都摇头说：“咱们是军人哪，不论哪天就打仗，带两个孩子那不是自己找麻烦吗？”有人说：“你两口子也没孩子，就自己留下吧！”
我说：“我一个小中尉，挣那两个钱养活个老婆都强维持，哪有余力再养活两个孩子？”
这时候，军统的一个中尉走到我的跟前说：“王参谋，这样的孩子以后你不要往师部里领，咱这是军队，不是福利院，要管你得去找政府。”
下午我请了假，带着俩孩子到了国民党营口市政府。结果市政府的人说没有那笔经费，营口现在又没有福利院，孤儿的事没法解决。没有办法我只好把他俩领回了家。
回到家里，可真犯了愁。不管吧，看两个孩子可怜巴巴的样子又于心不忍。管吧，我俩吃住都没个固定的地方，经济上也真没那个余力。正在我们左右为难的时候，“胖头鱼”听伙计说我打雁碰到的两个孩子来了，兴冲冲地来看孩子。进屋后看我俩愁眉苦脸的样子惊异地问：“咋地，两口子做了善事还这么愁眉苦脸的干啥？”我把情况一学，她笑了说：“我还以为多大个事呢，不就是俩孩子的吃住问题吗？守着啥人学啥人，这俩孩子我留下了，处得好了我认他们个干姑娘、干儿子，老了以后也有个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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