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编委会议暂且闭幕,蒋介石致闭幕词时说:“本会历次议决各案,不仅议决后就算了事,还要-一实行起来,才算完成了我们的责任。”胡汉民也致词说:“所有本会各种决议案,都是国家的根本大计,我们要如何的努力把他实行起来,并且要把他作好,就要看大家的实际行动了,我们不愿意夸夸其谈的说一些抽象的不切实际的漂亮而又动听的名词,我们要有实行的条理和好的方案。”
当时部队编遣的结果,何应钦在《全国军缩经过》的报告中说:“第一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三师、两个独立旅、两个炮兵团、一个交通兵团、一个骑兵师,每师有三个旅,共约24万余;第二集团军已缩编为十二师,约22万;第三集团军亦编为十二师,约20万左右;第四集团军已缩编为九团制之师十三个,约23万。正在缩编中者,有张贞师、卢兴邦师、陈耀汉师及陈调元、方振武。高桂滋、岳维峻、任应读、徐源泉、刘珍年、刘志陆、谢文炳、刘桂堂、顾震等所部共约22万。此外奉天现缩为步兵十五旅、一个独立团、两个骑兵队、八炮兵团、工兵五营、辎重五队、通信一大队、特种车队,共计约12万;吉林、黑龙江两省共六个旅、约4万余;云南现有六师约3万;四川邓锡侯、田颂尧、刘湘、刘文辉、杨森、赖心辉、刘存厚各部共约18万;两广有陈济棠、徐景唐、陈铭枢、黄绍访、范石生等五军及许克祥师,共约12万;贵州约2万;海军陆战队约8000。总计全国军队数目,共约百六十余万,现已改编成师者已逾五十个以上,裁遣官兵又达百万。”
何应钦又说:根据缩编后的数字,“额数仍多,核与国家收入比例不符。惟从兹收束军事,暂告一段落,筹备国防,此其噶矢。他日再由国军编遣委员会加以一般之整理,使全国兵额不超过50万,以符五中全会之宣言。”
在正式会议上,蒋介石开始是不表态,任由们针对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两个不同的编遣方案进行争吵。当他采取种种手段争得们多数支持阎锡山的方案(即在四个集团军之外,再加一个中央区)之后,他才以仲裁者的面目表态,不但同意阎的方案,且又提出增加东北编遣区,使张学良感思不尽。这样,蒋介石不仅在编的军队最多,又把张学良拉到了自己一边。增加了“蒋家军”的实力。
最后,会议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收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及海军司令部。各部队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同时还规定,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至此,与会的各路诸侯们才明白自己是上了蒋介石的当--各实力派的军事大权在无形中被剥夺了,指挥权、调动权、任免军官权,甚至连司令部都被“取消”了,这些号令千军万马的将军们顷刻间成了“光杆司令”。这样的“规定”自然是谁也不肯接受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的态度因之骤变,由原来的相互攻击、勾心斗角转为同病相怜。他们联合起来,以各种托词抵制编遣会议,冯玉祥和阎锡山索性主张“休会”。蒋介石知道一时难以使各路诸侯就范,一纸空文也不可能把家的兵权释去,于是采取缓兵之计,宣布以后再开一个“编遣实施会议”。这样,到1月25日,编遣会议草草收场了。
这次编遣会议,蒋介石不但没能实现其全国军权尽归己手的目的,反而把自己摆到了与各派军事力量尖锐对立的位置上,激化了矛盾。各路新军阀识破了蒋介石的阴险用心,知道蒋介石不把他们彻底搞垮是不肯罢休的,所以他们纷纷离开南京,回到自己的领地上,积极准备力量,要与蒋介石一争雌雄。
蒋介石一手导演的编遣会议的闹剧,无异于在自己脚下安放了一只巨大的火药桶;紧接其后,他又匆匆忙忙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等于又在自己脚边安放了另一只火药桶。
当时的国民党内部,已呈现出四分五裂的状态,“改组派”数最多,成份复杂,以汪精卫为领袖,不断掀起反蒋风潮;“再造派”拉孙科为大旗,主张立胡汉民为党的领袖,反对改组派;此外还有国民党内数不多却实力不凡的元老集团--西山会议派。这些派别的共同特点是:拥护蒋介石的“清党”反共,反对蒋介石的独裁。
蒋介石明白,要想独揽政权和军权,必先独揽党权。他对争夺党权是很有实践经验的。为了操纵这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预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拉拢嫡系,排除异己,扫除障碍。这就更进一步激化了各派政治力量与蒋介石的矛盾。首先是桂系与蒋介石闹翻了,李宗仁潜回广西,白崇禧电请辞职,于右任也不肯赴宁开会。冯玉祥则不仅不来开会,反而发表通电,公开辞去军政部长一职。汪精卫一派的中央委员更乘机鼓噪,公开策动“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运动。一时间,反蒋活动日益扩大,各派军事力量军心不稳,桂系更在调兵遣将,摆出了大战的架式。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铤而走险,他要利用这短暂的形式上的统一时机,抓紧把党权独揽在手,以便“正名”用“中央”的名义镇压和消灭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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