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他到上海,第5军随即接替了19路军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蕴藻浜至吴淞西端一线之防务,并以一部兵力担任沿江警戒。
18日,张治中奉命担任左翼军指挥官,蔡廷锴任右翼军指挥官。
部署大体就绪后,他向蒋介石发了一电,表示“此次奉命抗战,即下了最大决心,誓以死报国,并与19路军团结一致……和衷共济”。
同时又发布了《告全军将士书》,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全国一致的呼声,一致的要求,一致的决心。
现在,行动已代替了口号,实力已代替了空言。
我们的存亡,将诉之于极猛烈的战斗……治中个人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深望我全军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 。
假如日军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拚命到底……同志们冲向前去,最后的胜利 ,终属我们最后的努力者!
”
经过多次战斗动员,全军将士群情振奋,斗志昂扬,与敌展开了猛烈的战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日军企图从几方面包抄我吴淞守军的计划完全被粉碎。
2月中旬,野村指挥官因作战不利被撤换,改由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
此时,日陆军已达3万人,野炮增至六七十门,飞机60余架,战舰增至数十艘,海军陆战队已调往次要战线。
2月18日,植田向蔡军长提出一个“哀的美敦书”,要求上海驻军必须于2月20日7时将第一线部队撤完,拆除炮台及其他一切军事设施。
并威胁说:“如以上各项不能实行时,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其结果所产生之一切责任,由贵军负之。”
蔡军长接到“哀的美敦书”后,非常愤慨,即与蒋光鼐总指挥等高级将领商议,下令前线部队集中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回 答。
2月20日晨,敌人发动了第二次总攻,一路进击张华滨一带,一路由杨家浦进犯,攻势甚猛。
江湾、庙行位于闸北与吴淞之间,由于位置重要,是敌进攻的重点,从早到晚战斗没有停歇。
经过一天的血战,入夜敌继续进攻,竟夜炮声不绝。
21日,植田总司令亲自指挥进攻,我阵地工事被毁很多。
我军官兵总结了经验教训,敌炮轰时,隐蔽在战壕内,沉着不动,待敌步兵接近,就用手榴弹、步枪迎头痛击,冲锋肉搏,迫敌后退。
22日,敌又倾巢来犯。
我庙行镇以南88师527团第3营大、小麦家宅阵地工事全部被炸毁,营长陈振新阵亡,阵地被敌突破一段,形势十分危急。
这时,张治中军长亲率教导总队到88师指挥、策应。
他令87师259旅孙元良旅长率部向庙行增援;令守蕴藻浜北岸的宋希濂旅长率其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抄袭敌侧背;令俞济时师长率部对被敌突 破地区实施反攻。
我61师张炎副师长率2个团由竹园墩出击。
在我三面夹击下,敌仓皇溃逃。
庙行战斗是开战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
敌第9师团及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横尸遍野,达三四千具之多。
我军亦伤亡一千多官兵。
3天后,蒋介石在给张治中将军的电报中称:“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
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
我军在前线痛击敌军时,我敢死队员潜水将敌旗舰“出云号”炸伤,致使日本国内朝野震动,且因劳师无功,战事无法速决,引起了反战 浪潮。
但日军不甘心其失败,又撤换了植田,改派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率3个师10万大军来沪作战,同时增调飞机200多架。
这时,我军已战斗月余,兵员、武器弹药消耗很多,防守战线又绵延百余里。
蒋介石嘴上讲得好听,但不派援兵,使守沪官兵处境十分困难。
如:我军左侧背绵延数十里的沿江警戒线,只由张治中的总教导队一个营和东北大学校长冯义勇先生组织的学生义勇军担任守备任务。
而此防线对我至关重要,南京总部也要求早做准备。
张治中将军只能把原守蕴藻浜北岸阵地的87师2个团调往田湾为预备队,准备一旦战役吃紧,前可策应江湾、庙行,后可兼顾浏河、杨林口 等长江防线。
但这仍是战役布局中的一大漏洞。
日军吸取了与我军正面作战不利的教训,又看出了我军布局上的缺点,遂改变战术,沿长江沿岸向我军侧背进攻。
白川义则大将的10万增援人马来到上海后,即令第14师团全部住在运输舰中,泊在崇明海面待命。
日军为了麻痹上海守军,实现其作战意图,又把“满洲公主”东珠这个女间谍放了出来。
上海战事爆发后,东珠就像一只绿头苍蝇在战区内飞来飞去,极尽破坏之能事。
她为了掌握中国军队的阵地及指挥官位置,与日军霞浦航空队的海军飞行员打得火热,这些飞行员经常带她上天,向她详细介绍我区内她 需要了解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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