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握着朱老总那温厚有力的大手时，心情是何等激动啊！朱老总把我们让到那个农民院子的一间土屋里，给我们切西瓜，在递给我西瓜时还问是哪里人。当知道我也是四川人时，他笑着说：“你是我的小同乡，你这么小年纪就参加革命，很幸运！”
“朱总司令，现在我是您麾下的一名战士了。尽管我身陷囹圄，但仍然不后悔参加革命。我一直记着您对我说的参加革命很‘幸运’这句话。这个幸运是一般人难以理解、难以获取的！”
从解放区再次通过封锁线，坐船从大清河抵达天津。回北平后，我被安排在傅作义公馆，傅冬菊同志对她爸爸说我是她同学。我们党的本事有多大，竟能把剿共司令的家变成掩护共产党的“窝子”！
冬菊同志为我买了从天津到上海的船票。到了上海，我的同班同学、地下党员张莹祥又向她在银行当协理的父亲要钱给我买好了去重庆的船票。
１９４８年秋的大上海混乱萧条！那些睡在霞飞路梧桐树下拖儿带女的难民和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真希望受苦人的苦难不会捱得太久了！
回到重庆后，因重庆市委遭敌特破坏而无法联系，我失去了党的领导，只好独立作战。我去闯过华銮山找游击队，也去乐山县、广安县找过党组织，都未找到。我只好回到成都去四川大学借读物理系，总算通过我在该校当助教的二哥找到地下党外围组织，投入了川大的学生运动。
想到那段岁月，我不禁微笑了。川大党组织一方面很重视我这个从清华大学来的“学运老手”，让我参加“方言歌舞社”活动，一方面又派人监视我，担心我是“红旗特务”！而我却如鱼得水，把我在清华从事学运的经验、方法都用上了。我们排练了许多革命的歌和舞，其中包括《白毛女》第一场“年关”，我们的演出感动了那么多观众！
１９４９年４月９日晚上，声讨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大会结束时，在川大广场上我们组织了上千人的《团结就是力量》集体舞，同学们的革命热情多么高涨啊！
１９４９年“四·二○”大逮捕之后，地下党组织让我们撤退到乡下。我和方言歌舞社的一个小组住在市郊牧马山上的一个地主大院里，学习革命理论。在共同的斗争和学习中，我们结下了那么深的兄弟姐妹情谊，即使在阴暗窒息的牢房里，我也能感到它给我带来的温暖！我深信他们正在远方祝福着我，祝愿我以最大的坚毅去迎接最严峻的考验！
也正是在牧马山那个庄园里，Ｍ和我确定了爱情关系。
组织上为了照顾我们，一直让她跟我一起下乡搞农运，上山打游击，我们的感情在艰苦的斗争岁月中迅速成长起来。现在她是否也在想念我呢？
最后，我想起在四川解放前夕那段经历对我的成长所具有的重大作用。我现在之所以能够比较坚强地去战胜集中营和监狱里的一切艰难困苦，不能不说得益于那时的锻炼！
开始我到双流县红石乡去当农民，发动贫雇农参加革命，后来周鼎文同志重新吸收我参加川西地下党组织，叫我创办山西地下党报《火炬报》。白天参加艰苦的农业劳动，夜里通过秘密电台收听延安新华社广播，连夜刻印报纸，再步行几十里送到接头地点去。联络站遭到特务破坏后，我连夜走百里路通知各据点的战友们紧急撤退。
我们撤退到名山县，在周戈西同志领导下准备成立游击队。我以“刘伯承派出的代表”的名义到乡政府去做统战工作，还深入到总岗山的土匪山寨里去动员土匪武装加入反蒋行列，参加游击队。１１月川康边区人民游击纵队成立后，我们在邛崃山区里为堵击胡宗南部队逃往西康、云南，进行了艰苦行军作战。
所有这些革命实践，对我这个青年知识分子的磨练太重要了！但只是在监狱里特别需要这种磨练时，我才深切地意识到它！
在牢房里，当我从反思中意识到我自从来到人间接受了那么多的爱，我的亲人、老师、同学、战友都曾无私地关怀、爱护、帮助我，使我成长为一个知道生命价值所在的人。我应当能够承受一切痛苦，去坚持真理和正义，决不能使爱我的人们失望！
现在回想起当年在监狱中度过的这段生活，使我有机会冷静地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冥思苦想人生的许多问题，悟出了不少人生的道理，为此，我还应当好好感谢波特纳呢！
再次和菲利浦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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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２年８月２日，在我们为纪念“八一建军节”绝食后第二天，菲利浦来了。他进到我的牢房，一见我就“同情地”摇着头说：“这样对待你们确实是不公平的，又不是你们抓的杜德将军！”
见我没有说话，又说：“张，你有什么要求？让我看看能否帮助你减轻些痛苦！”
我想：“你披上羊皮是好看些，但我也不是小孩子了！”
他又说：“你说说现在你最想得到的是什么？看看我猜得对不对！”
“好嘛！你又在收集共产党人在监狱中的心理状态的情报吧！我可以告诉你，只怕不合你的意！”想到这里，我便说：“第一我想我们三个中国代表应住在起，第二我想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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