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急事要见总管！”
“你的，我的告诉可以。”
“不行，我一定要见总管当面谈！”
他不高兴地回到联队部，过一会儿拿了一串钥匙来打开小营门，说：“中尉叫你到联队部去。”
到了联队部，我先神色自然地说：“中尉先生，您好！”
中尉勉强地回答了声：“你好！有什么事？说吧！”
“我们来‘７１’后过得比较愉快，我的同伴们要我来对您给予我们的宽厚待遇表示谢意！”他显然对我流利的英语感到惊异，抬头看了我一眼，眼角掠过了一丝笑意，点了点头。
我接着说：“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请您将我们两边的小营门打开，允许我们两个大队的中国人互相来往。军官们文化程度高，我们的战士希望向他们学点文化知识，以免虚度时光！”
他立即摇头说：“不行，你们这批中国人都是好斗分子，根据上级指示，必须严加管束，平时不得随意出来自由行动。”
“那么，能否在我们两个中国大队之间开一个小门呢？”
“这个建议倒是可以考虑，我将尽快答复你们。”
“另外，我还建议为了减少您的麻烦，今后我们中国人统一派出一个代表、一个翻译、一个文书、一个联络员，接受您的管理。”
“可以！”
“如果您认为适宜，我愿担任翻译，我们的孙振冠少校可以担任代表。”
“可以！”
我起身表示感谢。仍是那位朝鲜“翻译官”送我回去。路上，他追着我说：“你的英语讲得好，好顺溜。”我装作没听见，让他讨个没趣。
第二天中尉果然派了人来，在我们两个大队之间的铁丝网上剪开了一个可以过人的通道。大家对此十分高兴，表扬我说：“我们的张翻译外交上还真有一手！”
我们派杨守让担任文书，钟俊华担任联络员。曹明为了让我们在“外交场合”更精神些，还特意为我们用军毯缝制了“毛式八角帽。”
揭露敌人，鼓舞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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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地下党领导决定要向美军管理当局递交一份正式的抗议书，全面揭发“７２”、“８６”的叛徒特务在美方唆使下对中国战俘犯下的种种罪行，抗议美方肆意破坏日内瓦战俘公约，严正要求美军管理当局从“７２”、“８６”撤走叛徒特务及其打手，让战俘自由地选举各级行政人员，实行内部的民主管理。在翻译这份“外文公函”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缺少这方面的词汇，需要一本汉英字典。为此，支部决定从发给我们一人一条的军毯中抽出两条来，由会日语的吴孝宗在夜晚向在铁丝网外值岗的南韩士兵“采购”一本英日字典。经过讨价还价，结果在夜深入静之时扔出去三床毛毯换来一本用旧了的英日字典。为此，三名难友就要与别人合盖一条军毯了。
在我的一生中，大概要算这本工具书“价钱”最贵而且对革命做的贡献也最大了。靠它（它的日文注释中有不少汉字），我先后翻译了十多万字的《抗议书》、《告美军管理当局书》、《给杜德将军的公开信》、《给国际红十字会的备忘录》、《给板门店和谈代表们的公开信》，等等。这些文件列举大量事实揭露美方阴谋和叛徒特务的罪行，申明我们全体中国战俘反对虐待，坚持正义，坚决回归祖国的严正立场，并提出了各种合理要求。
这些文件有的是通过格林中尉之手送给美军管理当局；有的是交给菲利浦先生（我在后面介绍此人）转交出去；有的则是用极小的字体抄在极薄的纸上卷成约五厘米长一厘米直径的圆棍，包上锡箔塞入肛门，派人住进６４野战医院，伺机送给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的联络员，由他们负责送出去。
我们使用的特殊纸、笔、墨水都是用衣服、毛毯向南韩士兵换来的。
我们派往医院的“地下党联络员”必须忍受极大的痛苦，或用辣椒面腌烂眼睛，被当成传染性红眼病送去住院，或用生酱油呛进肺里造成剧烈咳嗽和肺部阴影被当成肺结核送去住院。南阳珍就是这样被派往医院送过信。
朝鲜劳动党巨济岛地下党最初只是人民军战俘营自己的组织，后来通过劳动党在南韩军队中的地下党员与平壤建立起了联系。我们“７１”地下党支部则是通过６４野战医院的人民军军医联系上了他们的地下党组织的。
为了起草和译写上述文件，我们敌工组和秘书组的几个同志经常在一起开夜车。战友们则经常从那少得可怜的半碗饭中留出点饭菜来给我们“加餐”。领导同志常常陪着我们或拿上难友们匀了来的毯子披在我们的背上，以抵御巨济岛冬天的严寒。
１９５１年的整个冬天，我都是在“７１”集中营度过的。美军在我们那个大铁棚房子里给安装了一个用大汽油桶做的简易取暖炉，上面有个烟筒，下面有个炉门，可以放进去一个小油漆筒。烧的是煤油，煤油定量，只能在睡前烧一个多钟头，烧时炉壁都发红，大家围坐在四周，前胸烤得慌，背后冷飕飕。晚上我们睡在只铺了一层草帘子的水泥地上十分难熬，大家尽量挤在一起，穿着全部衣服，合盖几床军毯才能勉强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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