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命令我决不能翻译出来,便说:“史密斯上尉说你们都是中国人,是同胞兄弟,为什么要打架!今后不允许再互相殴斗,不论是谁,打伤人要坐牢,打死人要偿命。”
我刚“翻译”完,狗腿子中就有人喊口号:“共党分子要暴动!”又有人喊:“张翻译是共党,我们不要他翻译!”
史密斯问我他们喊什么?
我说:“他们表示坚决执行上尉命令,请上尉放心。”史密斯做了个抓人的手势:“那好,现在立即行动!”
警备队长周演达站起来布置说:“别听张翻译的,咱们去把共党暴动分子抓起来再说,一中队去一大队,二中队去四大队!按我给你们的名单搜捕。”
史密斯让我陪他去联队部等着押送人去宪兵司令部。史密斯坐下来,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掏出烟来深深地吸了一口,又掏出一支扔给我。我却把烟拿在手里忘了划火柴,为自己无法保护战友们而心急如火。
不久我就听见叫喊声和鞭笞声从旁边的小铁丝网里传出来,我从窗中里看见一些“PG”队员已经抓了不少人在那里拷打,广场上还陆续有我们的战友被反剪着手挣扎着在探照灯光下被狗腿子们押送到小铁丝网里。而站在广场上看热闹的美军士兵,有的在吹口哨,有的在喊:“NUMBERFUKINGONE!”(他妈的,顶好!)
从小铁丝网里传来的惨叫声愈来愈高,我终于忍不住对史密斯说:“上尉阁下,这样下去恐怕要打死人。真死了人恐怕会给您,也给联合国军带来麻烦。”
史密斯仔细盯着我看了半天,说:“好吧,我们去看看。”随即走了出去,我跟着他到了小铁丝网前面。
史密斯对站在门口督察的周演达说:“停止惩罚!”我翻译了上尉的命令。周演达看了看我的脸色,扭过头去喊了声:“史密斯总管让留他们一条狗命,弟兄们歇会气吧!”又回过头来,幸灾乐祸地对着我狞笑。我极力忍住了想向这条癞皮狗的小白脸狠狠地挥上一拳的冲动。
大门外传来了宪兵司令部囚车的刹车声,史密斯上尉便让我传令将已经被抓来的约60名“暴乱分子”押上囚车。
当我看见头破血流的战友们被押过我身边走向囚车时,心里痛苦异常。
我对史密斯说:“这些人伤势很重,是否先送医院包扎一下,以表明阁下对战俘的人道主义精神。”
史密斯听了笑笑说:“OK,按你的意见办。”便向押送囚车的美军做了交待。
我接着要求说:“那我陪他们去一趟医院替医生做做翻译工作吧!”
史密斯又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说:“张,我知道你是同情这些共党分子的。你要愿意和他们在一起,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
我镇静地向他说了声:“再见!”便随着战友们上了囚车。
坐在不透气的囚车里,我闭着眼在黑暗中紧握着半躺在身旁的不知名的战友的手,在汽车的颠簸和轰鸣声中心潮翻腾:“我就这样结束了在‘86’的斗争?我完成了赵政委的嘱托么?明天叛徒们没法升狗牙旗了,要是没有美国鬼子进来,我们这一仗肯定能打赢!今后‘86’更加困难了,我们那些还没有暴露的留在‘86’的斗争骨干担子更重了……”
第八章“刑事罪犯”
~~~~~~~~~~成了“刑事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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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0月9日晚,我们被押送到巨济岛64野战医院,美军医生和人民军战俘医生给被打伤的战友做了简单的包扎治疗。除了两位已不能行动的重伤战友被留下观察外,其余的人当天深夜又被押上囚车送到美宪兵司令部拘留所。这里有兵营,有办公用铁皮房子和几个互相隔离开的关押犯人的小铁丝网,它们坐落在一处较平坦的山沟里,在关押我们的小铁丝网里只有两个帐篷。
第二天清晨,我看见对面约50米远的小铁丝网内走动着一些戴人民军帽子的朝鲜同志。我挥手向他们示意。他们惊讶地看着我,然后用朝鲜话喊:“你们是中国同志么?怎么也成了‘刑事罪犯’,关到这里来了?”
我能听懂但说不好朝语,只能生涩地回答:“我们打了叛徒!叛徒大大的坏!”
这时戴白盔的值岗宪兵过来大吼:“混蛋,闭上你的嘴!”
我还是喊了句:“金日成将军万岁!”在我进帐篷时听到对面喊了句:“毛泽东万岁!”
早饭前,又一辆囚车停在拘留所前面。我们都拥向铁丝网,押下来的果然都是“86”的战友,有20多人,是昨晚我们被押走后又陆续被抓起来的斗争骨于,其中有四大队副大队长曹明和时占魁等领导人。
看见他们也是遍身伤痕,大家又禁不住义愤填膺,特别是他们带来了王少奇同志被叛徒毒打致死的消息,不少人哭出了声。昨天晚上,王少奇烈士第一个冲进团警备队。打了周演达。他是为了扞卫祖国荣誉而英勇牺牲的!
上午,一位宪兵进来问:“谁是张翻译?跟我出来!”大家怕我被单独送回“86”,也不愿我离开他们而去。我在战友们担心的目光下跟他走进办公室,见桌子后面坐着一位黄皮肤蓝眼睛的美军中尉。他示意我坐下,自我介绍说:“我是C.I.D.(美军刑事审讯科)的审查官,负责调查这次流血事件,根据史密斯上尉介绍,你可以为我担任翻译,请你协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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