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讲一下农伟雄告状的事。
1976年2月7日,农伟雄给姚文元写信,请姚代转2月3日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姚文元一收到就立即加上批语转送。毛主席2月12日批示:"印发政治局送胡乔木同志一份。"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农伟雄曾经说过,他的信是新华社的人让他写的,可是后来他否认了,说是他自己酝酿了很长时间写的。我看很可能是姚文元经过什么人授意的。姚文元收到信后,给农伟雄写了一个条子:你的信收到了,希望你再把几个什么问题写清楚,给我报告。
1976年2月25日的打招呼会议不知是什么人直接通知了农伟雄。散会时,江青、姚文元同他"亲切"握手,说,你的信写得很好。姚文元当着农伟雄的面对胡乔木说,"你的任务就是揭发。"又要农伟雄"把政研室的运动搞起来"。实际就是要胡乔木靠边站,让农伟雄夺权,来管政研室的运动。
胡乔木开过打招呼会回来以后,把会议精神,就是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这个东西传达了。运动的领导,请示国务院,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名义上胡乔木当组长。胡乔木提名让农伟雄当副组长。农伟雄对胡乔木讲,你要交代问题,一些活动、会议由农主持。后来,又把我和胡绳加到领导小组中去。领导小组成员为胡乔木、农伟雄、邓力群、胡绳、秦宝来,按这个顺序排列。以后,又把我和胡绳两个排除出去。由此,在政研室里就形成了“三少一老”,闹得不可开交。“三少”就是农伟雄、赵乾德、周锡荣,一老是王飞。
这次打招呼会以后,姚文元从新华社派来两个记者,人民日报也派了记者,常驻政研室,找人谈话,出席会议,实际是监视我们,收集材料,向姚文元写汇报。一方面,国务院领导不管我们,另一方面,姚文元通过内部扶植起来的农伟雄、外面派进来的记者管我们。打招呼会议以后,实际是姚文元管了政研室的运动。姚文元说过,从打招呼会议后,政研室的简报给他提供了很多材料。姚文元在新华社范围里头,曾两次表扬农伟雄。说农伟雄材料整得好。他在你们这里默默无闻,可是到了政研室,起了很大的作用。
回过头来想想,很可悲。农伟雄算什么人物,一个参加工作不久的资料员,钻营投靠“四人帮”,那时竟可以在政研室指挥一切,控制一切。
他们除了用合法途径,整简报,通过新华社上送材料,还私下里分头给“四人帮”写信。7月2日,农伟雄给张春桥写信。华国锋任总理之前,农曾评价,华国锋这个人没什么理论著作,张春桥大文章一篇又一篇,有理论。9月6日,给姚文元写信,报告工作,请求接见。有一个材料写得很肉麻,用"是你怎么样、怎么样"那种口气,吹捧姚文元。毛主席去世后,9月14日给江青写信,表示"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讲,我的生命和整个的运动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引用《红楼梦》中一句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这个人是小个子,功于心计,脸上不露春夏秋冬,当面撒谎不脸红。确实想从此爬上去。"三少"中的赵乾德,张牙舞爪,内心的东西不加掩盖。农伟雄不动声色,但很动脑筋,各种部署在日记中写得很清楚。两个人成为鲜明对比。中央党校来的周锡荣是军师,替农伟雄进行战略分析,分析我们几个负责人。排在正确路线一边的,是李鑫同志。犯错误严重的有三个: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最主要的是胡乔木,其次是邓力群。王飞说,运动一来他很害怕,只好跟上,出了什么坏点子也说不上,只能是敲一敲边鼓,有时提示一点年轻人不懂得的要害问题。
2 胡乔木的揭发没有实质内容
农伟雄与“四人帮”接上头,并实际上掌握了研究室的领导权,搞了七次揭批高潮,一次比一次厉害。
先是揭、查所谓政治谣言。把我们在会上传达过的毛主席的话,引用过的毛主席的话,“老九不能走”,“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园丁之歌》说是“香花”,等等,都说成是政治谣言。
然后,集中揭发邓小平。调子越来越高,压力越来越大。这样,我们的调子也就不能不高起来。乔木的日子日益难过,实在过不了关,在会上有几次发言。接着,乔木写了十几条,揭发、上纲,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事情。我相信在乔木和邓个别谈话时,谈论“四人帮”的事不会少,但乔木一件都没有揭发。胡乔木3月2日的揭发交代,毛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给胡乔木一份)。这份材料里讲了他同邓小平的20多次会见,包括邓同我们一起读毛选,同他单独见面,没有出格的话。
3 我成了第二号揭批对象
此后,就是揭批“三株大毒草”。在政研室,集中力量批《论总纲》。《工业二十条》后来也批判了几次。
“天安门事件”之后,我成了乔木之后的第二号揭批对象。一次揭发“黑画”,③上纲很厉害。这时,有人找郑惠、徐道河说:现在事情日益严重,只能保于光远,不能保邓力群了。他要两人出来揭发,说“黑画”问题上邓力群有责任。郑、徐两个当晚来找我,说此事与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某人却要我们把赃栽到你头上,怎么能这样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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