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_邓力群【完结】(13)

  ③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讲话,说毛泽东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话"现在仍然有效",要把反对经验主义"当作纲"。同一天,《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造谣说,"这十几年来,毛主席多次重复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说过的"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个意见。4月4日、5日,江青在两次讲话中称:经验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帮凶,是当前的大敌;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4月中旬,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再提出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要求政治局讨论。他们大反经验主义,以影射攻击周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邓小平洞察他们的用心,坚决进行抵制,并用向毛泽东请教的方式反映了"四人帮"的这一政治动向。毛泽东于4月23日写下批语,对"四人帮"搞"反经验主义"提出批评;又于5月3日亲自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反经验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④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一 转信引发“批邓”

  1975年8月21日,第四次读《毛选》五卷文章的时候,邓小平就提到,你们听说没有,迟群在清华"发疯"。后来了解到,有人写信告迟群,因为没有当上中央委员、教育部长而大吵大闹,装疯卖傻。这封信是经过邓小平转给毛主席的。8月份这次转信,毛主席没有什么反应。

  这次会后,胡乔木曾经想了解清华调整院系的情况。听说迟群曾多次讲过,清华所有的系第一专业都是斗走资派。他把系科调整得很乱。胡乔木谈到这件事时,李鑫就跟他说,清华、北大的事,你可不要插手,这是毛主席亲自管的。

  过了一阵,李琦找胡乔木转刘冰等告迟群的第二封信。这封信还是通过邓小平转给毛主席。没有想到就是这么一封信惹火了毛主席。主席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情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后来公布这段谈话时还加上一句“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主席本人在北京,信为什么经邓小平转?这样责问,实在没有多少道理。前面说过,在此之前,经小平转主席的信已经有好几封了。对那些信,都没有生气,而且都有批示。而这封同样经小平转的信,就成了“不是孤立的,是当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同样是转信,有截然不同的反应,说明邓小平办的事情,有些主席支持,有些能够容忍,而有些问题,他不能容忍。或者说,按照他老人家自己的意向,纠正他认为需要纠正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这样的信,他能够接受;而涉及到他认为不需要纠正的,或不想触及的问题,他就不能容忍了。一个直接的原因,北大、清华过两个单位都是他管的同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联系在一块的。“文化大革命”从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开始,后来清华接着动起来。

  这件事情,使我联想到1957年反右。那时,主席联系了两个党组织。一个是中央办公厅下面的秘书室,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秘书室的事情讲起来很长,以后有机会的话专门讲。简单说,他有一句话,叫做举起黑旗,打倒左派。左派就是八个积极分子。他讲了历史上八司马的故事。唐顺宗时,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参加以王叔文为领袖的革新集团。他们要打击宦官势力、革除弊政。掌权146天,史称"永贞革新"。最终还是失败了。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就是唐宪宗。宪宗即位后,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先后被贬为边远八州的司马。这就是有名的所谓"八司马"。办公厅秘书室的事情有类似的性质,积极分子正好也是八个人。在八大二次会议的预备会上,主席又讲了这个故事。

  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闻题决议讲过这样一句话。邓小平同志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是得到毛主席支持的,但是,毛主席不能容忍邓小平同志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邓小平的工作,他转的信。涉及到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主席就不能容忍了。尽管这封信本身只说到迟群、谢静宜两个人。

  在这之前,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涉及到一些方面的问题,主席恐怕已经有感觉了。过去送上去的东西,都是同意。《科学院汇报提纲》进到主席那里,则不置可否退了回来,碰了一个软钉子。

  我们当时起草文件和讲话都用这样一种办法,即用主席“文革”前的思想、理论、语录来揭批“四人帮”在“文革”期间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和篡改。《科学院汇报提纲》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这个文件修改了好几次,在乔木的主持下,理出一个“文革”前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指示、观点的体系,一共有十个方而二十六条语录(没有一条是“文革”中的),归结为毛主席的科技路线。然后用这个作纲来批判科学院的帮派体系,包括“四人帮”。乔木非常满意,邓小平也非常满意。我们是不约而同,都有这样一种思想、感情,对“文革”前毛主席的指示亲切,对“文革”中“四人帮”宣传的毛主席的东西有抵触,以至也不去细细分辨哪些是毛主席的,哪些是“四人帮”的引申、发挥以至歪曲。用这种办法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认为是"四人帮"的歪曲,而其中有些并不是,而是我们把主席在"文革"期间有关科学技术的指示当成"四人帮"的歪曲去批了。从我们来讲是批"四人帮",而主席会认为这是通过批"四人帮"来批他。从这个角度看,《科学院汇报提纲》有没有这样的问题,这可能不是理论和原则上的毛病,因为不能说主席在"文革"中的错误就不能批评;但在策略上,没有把"文革"中"四人帮"的谬论与"文革"中主席的思想划出一条界限。当时我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主席却很警觉。过去邓小平送这个、送那个,都照批不误,从不耽搁,这回《汇报提纲》送上去,毛主席说,你们那里引用我的一句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我不记得讲过这句话。邓小平还说,主席对这个提纲还有些意见。但邓没说是什么意见,是邓没有传达,还是主席也没有具体说,不清楚。但有一点,是不是主席敏感到你们是在用我的过去来批我的现在,以批评"四人帮"为名来批我的东西。这一点,引起了主席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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