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帮助左翼两个集团军，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命令第26集团军司令员G·F·科斯坚科将军将基本力量用于南面总方向，即用于同退却军队会合。因此，防守基辅的重任便越来越要求由方面军右翼——第5集团军和步兵第27军承担了。它们应以积极行动将德军第6集团军尽可能多的兵力引向自己，不让其在城市接近地集中。
7月21日，我受方面军司令员委托去波塔波夫将军处。我在当时位于科罗斯坚以北约二十公里的指挥所找到了他。
又高又匀称的M·A·波塔波夫瘦很多了，显得疲惫不堪，但和平时一样毫不灰心丧气。他为有机会得到所谓第一手全线情况通报感到高兴。他详细问了我基辅附近的情况、军队和市内的情绪。使他特别感兴趣的是方面军左翼我军的态势。我毫不夸大地把全部情况告诉了他，并提醒他，方面军首长对他的兵团实施的反突击寄予很大希望。
将军走近地图说：
“我们正尽一切努力多牵制敌人兵力，消耗他们，不让其接近基辅。”
集团军司令员如此断言是有根据的。他的军队使敌人吃了很多苦头。前希特勒军队将军A·菲利皮在他的笔记中指出，俄国人的第5集团军“在大量炮兵支援下于7月10日实施进攻，迫使第6集团军能调到前线的所有部队和兵团转入了防御”。过了一星期，菲利皮写道，德军第6集团军长官已不得不表示：“俄国人的第5集团军主力对我军的威胁，仍然具有这样的特点：在向基辅发动进攻前必须先消除上述威胁。”
“不过，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实施决定性突击的兵力”。集团军司令员继续说。
“但是你们有三个机械化军。”我试图反驳。“要知道方面军中没有一个集团军有那么多！”
“一点不错！”集团军司令员附和道。“当友邻听到三个机械化军时，准会羡慕地说：‘波塔波夫可以拼一拼。’可是这三个军现在是什么状况，您知道得不比我差。”
波塔波夫说出一些数字：机械化第9军（7月19日以前由C·C·罗科索夫斯基指挥，现在由A·B·马斯洛夫将军指挥）总共只有三十辆轻型坦克，B·C·塔姆鲁奇的机械化第22军有四十辆。H·B·费克连科的机械化第19军稍多一些，约有七十辆，而且其中三十辆是中型和重型坦克（其他军这样的坦克一辆也没有）。
“假如把它们现有的全部坦克收集起来，那么连一个正规的坦克师都编不起来。这怎么算三个机械化军！”波塔波夫懊恼地诉着苦。“再说，坦克在这些天战斗中已行驶一千多公里，从其技术状况来说，已经需要中修或大修了，因此您可以相信，我们没什么值得羡慕的。”
“但是其他集团军更有理由抱怨……”
“是的，是的。”波塔波夫急忙表示同意。“您当然是对的：
同穆济琴科和波涅杰林的集团军相比，我们看来要好得多啰。”
集团军司令员抱怨弹药情况，特别是穿甲弹情况很糟：送来的一切立刻就会消耗掉，无法建立任何储备。
“怎么能储备呢？从战争第一天起我们就没有退出过战斗，现在不停顿地进行反冲击又一个多星期了。”
集团军司令员沉默片刻后，又充满信心、有点自豪地说：
“没什么。我们要迫使法西斯分子怕我们。敌人士兵的信常常落到我们手中。他们的语气越来越忧郁。常可看见这样的词句：‘这不是法国’。现在法西斯分子进行冲击也提心吊胆。他们在闯进来之前先要对整个地域轰炸和炮击一番。所有人都力图用白酒来提提神。7月16日，他们成散兵线闯进我步兵第31军阵地。直起身子走，扯着脖子喊。我们消灭了他们，抓住了十五个人。这些人全都喝得烂醉。”
波塔波夫从放在桌子上的一叠文件中拿出了一封附有译文的信：
“您看看吧。”
这封没有发出的信是德军士兵孔拉德·杜姆勒写的：
“我当兵四年，参加战争两年了。可是我开始感到，真正的战争现在才开始。在此以前的一切只不过是一些训练性大演习。俄国人是什么也不怕的大胆儿。他们打起仗来就象凶神附体。”
扣留这封信的德军书信检查员在信上批示：“奇怪。杜姆勒参加过很多战局，被认为是优秀人物。”
“没什么，”集团军司令员笑着说，“等我们更狠地揍他们后，法西斯就不会那样写了。”
话题涉及通信联络了。我告诉波塔波夫，方面军司令员对第5集团军不能定期发送通报感到十分忧虑。
集团军司令员苦恼地叹了口气：
“我们自己也为没有通信联络发愁。在敌人深入的条件下，军队指挥是最大的问题。不能拉线，无线电台又少。而且我们也还没学会怎样使用无线电。由于译成密码的熟练程度低，我们的指挥员常采用明码发报，于是重要情报便被敌人截收了。不过，您可以报告方面军司令员，我们会采取一切措施，既同所属军队，又同方面军司令部建立可靠的通信联络。”
我同集团军参谋长J·C·皮萨列夫斯基将军也进行了长谈，从他那里得到了同样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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