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的察举制度本意是在消灭特权、破除世袭,不料到头来又造成了新的特权阶层和另一种变相的世袭。
到了东汉末年,察举制度已经流弊丛生、不堪一问了。选举出来的都是名不符实的人,既无才又无德。就像桓、灵之际民间歌谣所唱的那样“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成了一个莫大的讽刺!
进入曹魏时期,两汉察举制度既坏,新的选官制度自然就应运而生。
这项新制度就是曹操于汉献帝建安年间所创立的“九品中正制”。
曹操是一个乱世枭雄,他的政治作风务实而功利、重才而轻德,所以选拔的都是具有实际能力和能够对现实政治作出贡献的人。所谓“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猝,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宋书·恩幸传序》)
此项制度本来也只是一种临时性的行政措施,及至曹丕篡汉登基,便将其正式确立为政府的官员选拔制度。从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起,在两汉延续了四百年的察举制度彻底终结,“九品中正制”全面颁行,此后一直被魏晋南北朝沿袭,历时又达四百年之久。
所谓九品中正制,是中央政府于州郡中特置“中正”之官,专门担任选举之责、品评地方人物,分其为三等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人才评选的标准有三:一、“薄伐”(家世出身);二、“状”(才德行状与政绩表现);三、“品”(人品优劣)。人物的品级评定后,再由各级中正官依次上报,最后报告中央司徒府。
曹魏推行这项制度的初衷,是为了矫正汉末察举制度徒以名德标榜、不务实际的毛病,进而“杜绝朋党”、“破除门阀”,加强曹魏中枢政权的力量。可施行不过数十年后,产生的流弊比之两汉察举便有过之而无不及。
九品中正制最致命的缺陷,就在于一切都取决于“中正官”的一己爱憎和个人好恶,选择人才虽然有一个表面上的标准,但这套标准却很难做到真正客观,更无法量化,最终仍然是以中正官的个人意志为转移。于是便滋生了“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一人之身,旬日异状”等种种弊端,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等等社会局面。最后,真正的人才湮没无闻,政治权力被门阀世族完全垄断,特权阶层奢侈万端,官场腐败丛生,吏治一团黑暗。
九品中正制一直沿袭到了隋朝初年,至开皇中期才被罢废。
大业年间,隋炀帝杨广创设了“进士科”,令天下士人“投牒自进”,由朝廷举行策试,后又改试诗赋。
这就是科举制的开端。
科举制虽由隋炀帝始创,但不久便遭逢战乱,实际上并未得到真正有效的施行。直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时期,科举制才得以正式确立。
所谓科举,即“开科举士”之意。唐代先后所开的科举名目甚多,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道举、童子”八科,其中“秀才科”于高宗永徽年间罢废,除“明经科”与“进士科”外,其他均为专科,不为世人所重;有唐一代,独为世人所重者,唯有“进士”一科。
五代的学者王定保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唐摭言》)
陈寅恪先生也说:“进士之科虽设于隋代,而其特见尊重,以为全国人民出仕之唯一正途,实始于唐高宗之代,即武曌专政之时。及至玄宗,其局势遂成凝定,迄于后代,因而不改。”(《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唐代的科举考试在原则上面向所有人开放(工商从业者除外),任何
第18章·科举2
十二 科举制与社会公正(3)
人只要自认为有应举的能力,就可以“怀牒自投”,向所在地的州县报考,既不需要像两汉那样经过地方官察举,也不需要像魏晋以来那样等待九品中正评定。
虽然唐代的入仕之门面向全社会开放,但是其考试过程却非常严格。考生必须先通过县考、州考,然后才报送朝廷,参加礼部的大考。考试及第者并不是马上就能当官,而是仅仅取得入仕的资格而已,必须再通过吏部举行的考试,及格者才能正式授官。
吏部考试有四个条件:“身、言、书、判”。“身”是指容貌仪表,讲究的是“体貌丰伟”;“言”是指口才谈吐,讲究的是“宏词辩证”;“书”是指书法,讲究的是“楷法遒美”;“判”是一种公文判例,讲究的是“文理优长”,往往取一些州县和大理寺过去的疑难案件,“课其断决,而观其能否”,要求考生必须通晓事理、谙熟法律,如此才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断。也就是说,要在唐朝政府做官,除了要通过县府、州府、礼部的层层考试之外,还必须通过吏部近乎苛刻的遴选:既要长得五官端正、一表人才,又要口齿伶俐、雄辩滔滔,还要写得一手好字,最后还得精通人情世故和法律,能够对疑难案件进行准确的研判,而且“判文”还必须写得文辞优美、对仗工整、言约旨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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