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仍然有工宣队员被红卫兵推搡和扭打。红卫兵聚集起来,将工宣队员揪到自己这边,然后蜂涌而上,一阵雨点般的拳头,伴之于潮水般的辱骂,工宣队员被打得晕头转向。
打过之后仍没有完,工宣队员被拖回到红卫兵营垒里,扣作人质。
蒯大富对工宣队负责人说:“这就是你们工宣队进驻学校的下场。我向你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工宣队不撤出清华园,最终你们将无安身之日。”
工宣队的几位负责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他们悻悻地给中央文革打电话,讨教对策。
得到的答复是:暂时撤回。
红卫兵与工宣队的第一次交锋,大获全胜。他们欢呼雀跃——为自己的胜利,也为红卫兵的前途。
好景不长。5个小时后,上万名工人和解放军士兵分七路向清华园挺进。清华大学红卫兵所组建的条条封锁线,顷刻间化为乌有。
大军压境,红卫兵只好撤退。他们退守到大礼堂和旧电机馆这两座最牢固的堡垒里,准备作最后的防守。
工宣队潮水般涌进了校园。
紧接着,展开了强大的宣传攻势。
“四·一四”派红卫兵召开紧急会议后,决定响应工宣队的号召,放下武器,走两派大联合之路。
科学馆内,被围困了两个多月的“四·一四”派98名红卫兵拖着两具棺材,低着头走出大楼。在工宣队的护送下,他们终于到了安全区域。
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却不肯放下武器,他们固守在据点里“负隅抵抗”。红卫兵不断向工宣队和解放军扔石块、打冷枪。
一场暴风雨忽至,在倾盆大雨中,工宣队和解放军手挽着手,高声齐朗毛泽东语录,喊着“要文斗不要武斗”等口号。
井冈山兵团组织起长矛队,迎着暴风骤雨,冲向工宣队和解放军组成的人墙。连续三次冲锋,都被人墙逼退回去了。
退回到营垒里,红卫兵继续向工宣队和解放军扔石块、打冷枪。
大雨中,5名工宣队员倒下了。鲜血在雨水中飘动,像一朵朵梅花。
工宣队和解放军决定先拿下旧电机馆这个据点,以示最后的警告。
他们搬来一张张课桌,用头顶着,猫着腰,向旧电机馆进攻。乱石如雨点般打来,落在桌面上,咚咚作响。工宣队和解放军没有退缩,依然向前进攻。
黄昏时分,电机馆终于拿下来了。困在另一个据点大礼堂里的红卫兵见势不妙,赶紧武装突围。他们从大礼堂后门杀开一条血路,保护蒯大富等红卫兵核心人物撤退。
清华园的百日大战,总算草率地划了个句号。
这一天,是1968年7月27日。
毛泽东一锤定音
蒯大富撤出清华园后,跳上一辆吉普车直奔北京郊区昌平县。
途中,吉普车翻车,一位女红卫兵被压断双腿,成了终生残废。
——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
到昌平县后,他住进一家招待所里,正同当地红卫兵头头交谈,忽然接到通知:毛泽东要召见他。
几分惶恐,也有几分安慰。在最困难的时候,见一见最高红司令,倾诉一下心中积蓄的委屈,是他此刻的愿望。
急匆匆,驱车重返京都,来到人民大会堂。
在人民大会堂的一间小会议室里,毛泽东端坐中央,发福的身体陷在一堆沙发里,不紧不慢地抽着烟。毛泽东的两旁,依次坐着林彪、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姚文元和新上任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
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聂元梓、王大滨、韩爱晶和谭厚兰已经先到了,他们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每个人的膝盖上,都摊开放着一个笔记本。
蒯大富走进小会议室时,感觉到气氛同以往有些不同。没有人说话,他进来时也没人打声招呼,蒯大富还发现,甚至连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一个个也都紧绷着脸,神情严肃。
蒯大富将目光投向毛泽东。毛泽东仍在抽烟,他的身影,被深深掩埋在烟雾中。“怎么现在才来?”毛泽东问,口气中显然有一丝不满。
江青接过话头,冷嘲热讽:“是不是忙着在看军事地图?我听人说,你们在抓派工宣队的黑手?”
毛泽东说:“我就是那只黑手。”
空气几乎要凝固了。
毛泽东继续说:“是我派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和中央警卫部队的工人、士兵到清华大学的,我还要求他们坚定不移地制止那儿的武斗。”
毛泽东这么说,谁也不敢开口说话了。会议还没开始就沉闷下来,几名红卫兵领袖低着头,用眼睛余光瞅着四周,考虑着怎样来应付毛泽东的这次召见。
康生咳嗽几声,打破了难堪的沉默:“随便说说吧,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
北大聂元梓首先发了言。在祝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的一套颂词后,她的话渐渐转入正题:“北大的情况也和全国形势一样,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资产阶级在北大已无藏身之地。但是,我们千万要提高警惕,百尺之虫,僵而不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甚至在北大这样坚强的无产阶级营垒里,他们也妄想占一席之地。他们纠集一小部分人和一些受蒙蔽的红卫兵,向无产阶级反扑。对此,我们的立场是,除了坚决打垮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进攻外,还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将他们批倒批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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