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久久不语。
这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毛泽东说,他要认真考虑一下,得给几天时间。
几天之后,毛泽东改变了态度。随之,打击的对象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历史,在这里发生了一次小小的转折。
※ ※ ※
能说明这次小小转折的有两件事。
第一件事,毛泽东从上海回到北京,看了《红旗》杂志1967年第11期“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拿起毛笔批道:“大大大毒草!”批完仍不尽兴,在旁边写了四个掷地有声的字:“还我长城!”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不仅使“揪军内一小撮”的阴谋破产,也使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们感到惶恐不安。
第二件事,毛泽东在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进了关于揪“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一段话,以明确表示他支持周恩来。毛泽东在《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所加的话如下:
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浑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5·16”组织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以彻底揭露。
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到现在还不太清楚。
毛泽东要揪“五·一六”,也许原因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微妙而重要的变化,使文化大革命多少改变了一些方向。由原来的着重打击走资派,变为着重打击红卫兵与造反派中的坏人,这一变化使全国范围内又出现了新的混乱。
揪“五·一六”风靡全国
由于毛泽东态度的变化,中央文革小组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也不得不变。
在各种场合,他们公开表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并表示要揭露“五·一六兵团”反对周恩来的罪恶活动。
康生说:“要警惕‘五·一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要从右的和极‘左’的两个方面动摇毛主席的司令部。到处打倒周恩来,这是从内部捣毁毛主席的司令部。有人不自觉上了当,帮助这个阴谋的、反动的反革命组织的忙。对于这一小撮头头,要坚决镇压。”
江青说:“还有一部分坏人在背后乱搞,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就是‘五·一六’,他们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同志们要提高警惕。”
陈伯达补充说:“江青同志讲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以极右或极‘左’的方面动摇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对准军队,对准革命委员会,企图使我们乱套。‘五·一六’是一个反革命组织。”
负责公安部工作的谢富治则表示:“总理受到崇高的尊敬,我们不能反对他。总理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参谋长。不能打倒总理。总理是我们国家的代表,有高尚的政治风格。反对总理只能使刘、邓、帝修高兴。帝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害怕总理。”
在另一次红卫兵的集会上,江青煞有介事地说:“‘五·一六’这个反革命组织是以极‘左’的面貌出现的,它集中目标反对总理,实际上对我们一些好人他们都整了黑材料,什么时候都可以往外抛的。”“目前这股风,是从极右的方面来反对总理,反对中央。‘五·一六’就是这样一个反革命组织。”
这些讲话造成一个印象,仿佛“揪军内一小撮”和“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事件一概与他们无关。不仅无关,他们也成了受害者。
为防引火烧身,他们知道,仅仅靠讲话是不够的。于是,他们打定主意:抛替死鬼。
在“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王力和关锋;在“五·一六兵团”反周恩来的问题上,抛出的替死鬼是戚本禹。
这是一幕意味深长的悲喜剧。
江青曾说,“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是毛泽东同意了的。现在,她得为此作出解释。
康生很理解江青的难处,把这个难踢的球踢给了陈伯达。康生说:“江青同志,你说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是陈伯达传达的?”
江青点点头,目光转向老夫子:“是谁告诉你毛主席同意揪军内一小撮的?”
陈伯达眨眨眼睛,说道:“是王力在天安门上告诉我的。”
陈伯达的这个回答,使在场的人都满意。
江青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接过话题说:“不要错误人人有份了。王力造主席的谣,假传指示,关锋写《红旗》11期社论,还有戚本禹,最近与‘五·一六兵团’来往频繁,是幕后指挥。先让他们三人写检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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