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不知,老红卫兵的失宠,仅仅只是整个红卫兵运动悲剧的一个开始。
4-1、共和国主席一家的沉沦
刘少奇痛苦不堪
1966年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党组织负责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10月16日的全体会议上,陈伯达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按惯例,讲话稿是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了的。这篇讲话,重点讲了以下八个问题:
第一,高度评价、热烈歌颂了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运动。他说,“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震动了整个社会,而且震动了全世界。红卫兵运动的战果辉煌。可以无愧地说,整个文化革命运动,比巴黎公社,比十月革命,比中国历来几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都来得更深刻,更汹涌澎湃。这是国际上最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第二,点名攻击了刘少奇和邓小平。在这以前,不许《炮打司令部》在社会上传播,禁止传抄。此次会议之后,社会上公开出现了“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中央文革小组则明显持支持态度。
第三,解释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要怎么只就怎么办”;而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反对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把国民党的‘训政’搬来了。”
第四,明确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而且还会经过多次的反复。”使文化革命的斗争步步升级。
第五,批评了“怕字派”。
第六,提出对提出和执行错误路线的同志要区别对待。
第七,批判了“血统论”。
第八,提出了“多数派”和“少数派”的问题。他说,“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看来,离开阶级分析,来看多数或少数,也是完全错误的。”此话的真实涵义是支持“少数派”即造反派。
10月24日,毛泽东在陈伯达讲稿的送审稿上写了批语:“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
10月25日,毛泽东作了讲话。
毛泽东诙谐地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红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
毛泽东点火,中央文革吹风,火势迅猛地燃烧起来。到了十二月份,熊熊燃烧的大火连毛泽东也感到有些为难了。按照他原来的设想,文化革命要经历斗、批、改三个阶段,时间为半年左右。可是现在,半年已过,文化革命却似乎才刚刚开始。12月26日,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生日晚宴上,这位74岁的老人举起酒杯,半是认真半是自嘲地对他的同事们说道:“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
※ ※ ※
1966年12月,对刘少奇的斗争开始升级。
12月18日,张春桥派人,把“三司”红卫兵怀念蒯大富请到中南海密谈。张春桥把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这样重大的行动,秘密交给蒯大富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不是无缘无故的。
蒯大富,江苏滨海县一户农家之子。1963年他8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就读于工程化学系。1966年,不安宁的岁月,蒯大富也不甘寂寞,扯起“井冈山兵团”的大旗呐喊于清华园。9月6日,跨院校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成立,蒯大富被推选为一号头头。
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中宣部废除了原来为这次接见而拟定的标语口号,删去一些过长的文字,另发了一个呼喊口号。蒯大富得知这一消息后,率领“三司”红卫兵起来造反,提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结果,竟使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三司”提出的一系列“革命口号”。
在其后对“联动”的斗争中,蒯大富所领导的“三司”也取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时,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蒯大富和“三司”都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张春桥当然不愿意放弃这支力量。
在中南海西门的传达室里,张春桥对蒯大富款款而谈:“从全国来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相当猖獗,现在还是要深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蒯大富心领神会,回校后即召集部分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作了紧急部署。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当场有人表示担心,怕事端闹大了难于收场。蒯大富心中有底,说话便显得中气十足:“这事中央不好讲话。我们干了,中央肯定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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