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威胁着我们!
只有一条道路:拉起队伍来,干!自己的事情自己去做,革命的果实需要自己去保卫,自己革命的权利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保卫十六条,保卫我们的总司令部党中央,保卫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
我们宣誓: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保卫无产阶级铁打的江山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誓死保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
“联动”成立,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刷几条标语,散发几摞传单。12月6日,也就是“联动”宣告成立后的第二天,牛皖平带领十几个“联动”成员来到蒯大富控制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点名要求辩论揪斗老干部的问题。
“联动”成员大多有背景,是“红色贵族”,在文革初期他们秘密成立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更是出尽了风头,有浓烈的优越感。可是那些大学中的红卫兵更非庸常之辈,他们是在人生道路上经历了种种拼搏之后,才跨进大学门槛,考进高等院校的,他们并不把“红色贵族”怎么放在眼里。
在大门口,牛皖平等“联动”成员即遭到几十名大学红卫兵的围攻,眼看寡不敌众,牛皖平等人只好夺路而逃。
习惯了凯旋归来,又岂能容忍这般近似耻辱的失败?第二天,“联动”再次派出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京农业大学附中20余名红卫兵,来到“三司”所在地。谁知道,对方竟用电话迅速调集了上千名红卫兵,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对“联动”这样一个新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周恩来从一开始就关注着。从理智上讲,他希望这一批“红色贵族”在文革的风雨中迅速成长,共和国需要这一代人快点成熟;从感情上讲,他更是与这些“红色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动”成员的父母,有许多是他的老同事、老部下,他有责任帮他们一把。但是,面对文化大革命这样极其复杂的局面,他自己也得步步提防。红卫兵中派性已经产生,明显支持“联动”一派,等于否定另一派,甚至有可能挑动两派大动干戈,这是周恩来极不愿意看到的。另外,“联动”所攻击的目标是毛泽东所依赖的中央文革小组,支持“联动”,等于将自己置身于毛泽东的对立面,这更是周恩来不愿意的。何况,“联动”成立前后,其前身主体“西纠”、“东纠”等红卫兵纠察队组织大搞“红色恐怖”,打人抓人甚至杀人,在北京城的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些过激行为,周恩来无论如何也是不赞同的。
但是处理过无数复杂场面的周恩来,意识到两派冲突如不及时调解,将有可能酿成大乱。因此在得知“联动”成员被围困的消息后,他立即派出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往调解。
“三司”上千名红卫兵,怎能让周荣鑫轻松地将20多个“联动”成员带走?在周荣鑫的耐心劝说下,直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他们才勉强同意放人,并要求得到明确的答服:“联动”不得再来冲击“三司”总部。
与此同时,12月7日,在民族文化宫,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联动”又与“三司”发生了一场冲突。
冲突的焦点是联欢会的主持权。“三司”红卫兵代表提出,联欢会应由他们来主持,而“联动”代表马晓军等人则坚决反对,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作为筹备会的召集人,廖承志的倾向性是偏向“联动”一边,“三司”红卫兵发现蛛丝马迹后,先是提出严重抗议,然后退场。
时间已是深夜,民族文化宫恢复了以往的宁静。廖承志将“联动”成员引到他自己的房间,要作促膝长谈。
“联动”成员,其父母有着辉煌的历史,文革初期秘密组建红卫兵,他们也有着辉煌的过去。没想到全国人民都起来造反了,他们感到失落,眼下四处受挫,他们更是感到委屈和辛酸。此时,他们围着廖公,心中的不平和忿懑算是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地方。
廖承志听着听着,一声长叹,说道:“总理是理解你们的。”
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个年轻人眼里,有泪光闪动。
廖承志深思一会,继续说:“你们要懂得,作为一个革命者,在革命高潮时应该跟着党,在受到冤枉委屈时,也要跟着党干革命。我从小参加革命,可是到了革命队伍又遭到不信任,长征时我是戴着手铐走过来的。后来是总理救了我。希望你们要以革命利益为重,经得起斗争考验。现在我白天挨斗,晚上还会见外宾……”
说到这儿,廖承志脸上苦笑一下,停住了。
停住,是因为有人敲门。
门打开了,两名身着便衣的《解放军报》记者走进来,亮了亮记者证,坐下,要求旁听。
“联动”成员感到突然,当场有几位站出来,坚决要求那两名记者退出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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