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后来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笑了笑,没怎么在乎。这件事到底对毛泽东有何影响?影响又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有充分的事实证明,毛泽东此后作出了北京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的估计,他多次问过军队和地方的几位领导同志:如果北京发生政变,你们怎么办?
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的战略是:
1、人民解放军不得出国境;
2、只有当敌人入侵中国领土时,中国才给予反击;
3、中国不是反帝力量的前哨,整个第三世界才是(特别是正处于战争中的越南)。
毛泽东的这种战略被国外称作“鸽派”,同政治局内部强硬的“鹰派”相比,“鸽派”要温和一些。但是这并不等于毛泽东放弃了斗争哲学。已经有敏感的观察家注意到,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正从“反帝”转移到“反修防修”问题上。
乌托邦的理想
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消息第二天见报,并配以他“精神饱满,神采奕奕”的照片。看着那张照片,毛泽东舒展一下眉头,内心添了几分高兴。他要的就是这么一种效果:精神饱满,神采奕奕,必要的时候,他还要重上井冈山呢。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北京时,精神是很郁闷的。他多次指责北京市委搞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曾有一度,这位73岁的老人像个郁郁寡欢的失意人。
从1956年召开中国共产党“八大”会议开始,毛泽东决定退居二线。1957年,他向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元帅说:“我将辞去国家主席,到大学里去当一名教授。”
同年,他在莫斯科向赫鲁晓夫及全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领袖人物们郑重宣布:“我将辞去国家主席。”他还扳着指头顺序点了四个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
毛泽东退居二线的计划有条不紊地进行着。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正式奖国家主席职务移交给刘少奇,由刘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
但是,从1961年起,毛泽东似乎改变了主意。他渐渐对中央第一线失去了信任。尤其是从各种蛛丝马迹中分析判断得出“一线”正背着他在干一些事时,毛泽东更多愤愤不平。
举一个例子。一次,几位智利记者访问毛泽东,其中一个说:“前不久在圣地亚哥举行的中国经济展览引起了很大震动。”
毛泽东听后忽然显得气恼:“你不说,我还不知道有这次展览呢。”片刻,他的灼灼欲燃的目光扫视一下在场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提高了声调说:“看来我们的官僚主义越发严重了。”
此时毛泽东已经退居二线。即使是在一线,像这类具体事情也只能算作小事一桩,用不着去打扰他。显然,他是在借题发挥,发泄心中的郁闷和不满。
他越来越多地埋怨“一线”,也越来越多地不满于自己的失落。在一个外事场合,他幽默地笑着说:“他们把我当作一尊泥佛,涂了金粉,束之高阁。”换了另一个场合,他竟有些发火了,愤愤不平地说:“他们把我看作死去的祖先。”
有这么一件事情很能说明问题。
1965年1月,中共中央讨论《二十三条》草案时,刘少奇主张不要提“派”,提“派”打击面太大,从上到下一大片。可以提“分子”比较恰当一些。
毛泽东坚持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四清”运动中出现了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找到毛泽东,建议纠偏。毛泽东说:“不是左,是形‘左’实右。”
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再开会研究。
邓小平出于对毛泽东身体状况的关心,提了个建议:“这个会,只讨论具体政策,主席年纪大了,不一定非参加不可吧?”
谁知道开会的时候,毛泽东气呼呼地来了。他一只手拿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另一只手拿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将两本小册子摆在座位前面的桌上,开始发言:“我是党员,我是公民,总还有点党员和公民的权利吧?现在,一个人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人不让我发言……”
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很严肃,心情是什么样的,就不好说了。长期的正确使他过于自信,长期的领袖地位和受拥戴的状况,使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指导党。
1965年秋,毛泽东离开了使他感觉郁闷的北京,他要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好好想一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当然,他还会再回来的,按照毛泽东的习惯用语,叫做把拳头收回来,是为了更有力地打出去。
※ ※ ※
毛泽东在上海下榻的地方是原来的一家法国俱乐部。陪同他一起到上海的有江青以及一个小小的私人参谋班子。
除了上海外,毛泽东还不时地到杭州西湖边上的一座别墅里小住。这座别墅建在陡峭的半山腰上,面对迷人的西湖风光,一早一晚,从西湖上吹来的微风凉爽且沁人肺腑。别墅曾是一个银行家引以为自豪的家产,解放后,那位银行家跑到了香港,别墅被政府没收,用来接待政治局委员一级的高干。但事实上,这座别墅是毛泽东一人专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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