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双重的悲剧。一方面,傅聪作为中国之子,对祖国已绝望,挥泪忍走异国他乡;另一方面,爱子的出走,对傅雷来说犹如五雷轰顶,傅雷苦恼至极。
1961年9月30日,报上终于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摘去傅雷的右派分子帽子”。看到报上的消息后,一直呆在书斋里的傅雷说了句并不感恩的话:“当初给我戴帽本来就是错的!”
1966年,文革风暴又起。
8月30日,夜晚11点多钟,傅家大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中间还夹杂着粗野的踢门声。
来人是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他们平时所学的那些典雅的音符,变成了急风暴雨般的打击乐。
长达四天四夜的大抄家开始了。
傅雷爱花,夜间曾叫夫人朱梅馥打着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试验。这一细节被具有高度警惕性的革命群众发现了,认为他们是在埋变天帐,于是红卫兵挖地三尺,小花园里盛开的月季和玫瑰,全被连根拔掉。
傅雷家书成了重点搜查目标。红卫兵原以为信上写的会是“叛国勾当”,谁知他们父子在纸上互相倾诉爱国之情,发表对艺术的真知灼见。红卫兵传看起来,有的甚至读得入迷了,一时竟忘了这是在抄家。
在狂热的政治漩流中,红卫兵是不可能清醒的。何况中国几十年一贯制的左的教育,已使他们丧失了辩认良莠的能力。抄家继续进行着,一会儿,地板被撬起来了。
忽然,从阁楼上传来消息:傅雷的“反党罪证”终于被查获了!
“反党罪证”是姑母寄存在傅家多年的、傅雷从未打开过的一只箱子。红卫兵敲掉箱子上的锁,在一面老得已经模糊不清的镜子背面,发现嵌着蒋介石的画像;在一本旧画报上,翻到了一张宋美龄的照片。
“大右派傅雷窝藏反党罪证!”在震天的口号声中,傅雷夫妇被按倒在地,并被勒令跪着。
9月2日上午,傅雷夫妇被拉到大门口,站在长板凳上,戴上高帽子示众。四周,是黑压压的沉默着的人群,再后面,是一排排大字报栏。
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将那床浦东土布做成的被单撕开,打结,悬在铁窗横框上。他们在地上放上方凳,并铺上棉胎,以免方凳踢倒着地时发出太响的响声……。
就这样,傅雷夫妇上吊自尽于铁窗两侧。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在茫茫长夜中愤然离开了人世。
在一片动荡中,他们离开得无声无息。世界太喧嚣,他们只能到另一个世界去找一片净土。
随便掀开幕布的一角,文革的悲剧都是这般叫人愁肠寸断!
3-1、红卫兵运动的走向
大分化!大动荡!大组合!
破四旧和大串连,在今天看来荒谬绝伦,但在当时,红卫兵却是以纯真的热情投入其中的。他们真诚地相信,经过红卫兵的冲击,旧世界将落花流水、土崩瓦解,一个崭新的新世界,会象一轮红日一样在东方升起。
他们的行动,不断地为社会制造悲剧;同时,他们的行动,也正一步步将自己的命运引向悲剧的结局。
最先走向悲剧的是北京清华附中等一拨最早造反的红卫兵。这些红色贵族的后裔们,生来便自以为拥有纯正高贵的血统,在他们看来,文化大革命无非再一次是将牛鬼蛇神及其子女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能翻身。他们上街改名,剪长发,剪长辫子,剪烫过的头发,剪小脚裤管,剪漂亮的裙子,烧戏装,烧道具,砸庙宇,捣毁文物,抄家,打人,解散民主党派,斗争民主党派人士,等等。这些明显过激的革命行动都是冲着“牛鬼蛇神”而来的,是天然合理的“革命行动”。
而且,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仅要造黑帮和牛鬼蛇神的反,也要造自己父母亲的反。当时的《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中直某机关红卫兵《致爸爸妈妈们的一封公开信》,颇能代表这一部分出身于红色家庭的红卫兵要求革命的迫切心情。信中写道:
※ ※ ※
爸爸妈妈们:
儿女们都起来闹革命了,都造反了,都加入红卫兵了!大家都称你们为老革命。但是,我们要告诉你们一句:在老革命中,有的人是在混革命!你们想混到哪一天才到头呢?无穷的忧虑,无数的框框,缠在你们的脑子里,套在你们的身上。当年血战沙场的英雄气概,横眉冷视阶级敌人的凛然大义,现在都到哪里去了呢?看见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孩儿们都感到很痛心。你们好好想想吧:你们的亲密战友有多少倒在雪山上、草地里,有多少英雄就义在敌人的刑场上……想起这些,难道你们不觉得可耻吗?难道你们不觉得危险吗?难道你们不觉得痛心吗?难道你们还想这样混下去吗?……你们要是忘记了劳动人民,忘记了你们牺牲了的战友,忘记了革命,你们就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谁说儿子不能造老子的反?你们“修”了,我们就要造你们的反,造反有理,造反到底!
十几年来,你们当中有的人养尊处优,长期蹲在办公室里,你们的“资本”早就花光了;你们的革命锐气早就磨钝了;你们和劳动人民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走出办公室,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来,换下你们的头脑,洗掉你们身上的污垢,灌进新鲜的血液,彻底改变你们这种精神状态。不然,在这场大革命中就要被无情地淘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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