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恐怖万岁!”
这条标语,使人想起德国纳粹的惨无人道,也为文革疯狂的岁月提供了一条最妙的注脚。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哪里没有滴血的皮鞭?何处没有冤屈的鬼魂?
“打狗棒”发疯了!
中国发疯了!
作家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记》一文中这样写道:“到1966年红8月,革命就由阴惨惨变为血淋淋了。丢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条尸首,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尸体跳舞——他干脆跳了楼。那阵子,对许多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
这哪里还是人间?这分明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图。一个民族到了生不如死,死比活着还美丽、还有吸引力的地步,这个民族实际上已经堕入到万劫难复的罪恶深渊中去了。
在“红色恐怖万岁”的旗帜下,文革暴行更加肆无忌惮。打人杀人的事屡屡发生,暴力和武斗畅通无阻。
据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回忆,在搞过一阵抄家后,红卫兵认为这种行动太文雅,不象造反,不够暴烈,是小儿科。
于是,他们杀向社会,干了一件暴烈的事。
据居委会反映,有个叫“西山老大”的流氓头子组织了个“红山会”,专门同红卫兵作对。“红山会”的标志,是人人穿一件红背心。
居然有人敢同红卫兵作对!这一下红卫兵愤怒了,憋在血管里的热血加速了流淌,青春期的骚动能量,转换成“革命的暴力”。
大街上,凡是见到穿红背心的,全都遭秧。见一个抓一个,抓一个打一个,一时间,商店里的红背心全都卖不出去了。谁还敢穿红背心呢?
8月的一天,红卫兵得到情报:“红山会”今晚在某地集合。闻讯后红卫兵迅速行动,大队人马准时包抄集会地点,终于将“西山老大”生擒。
“西山老大”是个硬汉,无论怎么打,怎么吊,怎么捆,怎么用皮带抽,他都不认错。最后,红卫兵想出了一个新招。
在一条甬道上,一群红卫兵押着“西山老大”往前走着,后面一帮红卫兵举起当年军训用的木枪,对准“西山老大”的后背,喊一声口令,猛一下刺过去:
“突刺——刺!”
“通”地一声,“西山老大”被刺倒了,沉重地摔在砖地上,脑袋被尖石划开了一道口子,鲜血顺着鼻沟往下流。
“起来!爬起来!”红卫兵齐声怒吼。
“西山老大”刚刚站起来,后面又响起一通口令: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一次摔倒。
“把他扶起来!”红卫兵说。
“西山老大”再次摇摇晃晃站起来。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倒下了……
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游戏”,“西山老大”一次次被刺倒,又一次次站起来。他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脸上淌满血水。红卫兵参加军训的学到的东西,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那天,“西山老大”活活被红卫兵刺死在木枪下。这还不够解恨,一个红卫兵朝他满是伤痕的肚子上又恶狠狠地捅了一枪。
死了个“西山老大”算不了什么,一个电话,火葬场就来人抬走尸体,一烧了之。计三猛在回忆这件事时说:“至今,也无人问起过这件事、这个人,也不知道‘西山老大’是罪有应得,还是冤魂屈鬼。红卫兵判处他的全部依据是居委会的小报告,那个时代,那种小报告,又有多少可靠性呢?”
可悲的是,对那些参预制造暴行的多数人来说,暴行在他们心中并不是“恶”,而是一种合乎革命道德的“美”,是体现革命性的最好手段。而当时所有的宣传机器和中央文革要员面对这些血腥的事实时,总是异口同声地赞道:“好得很!”那些明目张胆的杀人,他们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据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文件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数据,1966年8、9月间的40天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事例。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谢富治在讲话中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四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8月27日,红卫兵在大兴县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
一方面打人杀人,一方面谣言四起:打人杀人这事,“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也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有妖言蛊惑人心,批斗、打人、杀人之风愈演愈烈。由斗打表现不好的个别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个“尖子”,发展到消灭十几个,再发展到乱杀家属和一般有问题的从,最后发展到杀尽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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