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破四旧的活靶子是那些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这些“封、资、修”的代表人物,人还在,心不死,必须对他们实行最严厉的革命行动。结果,除民建外,其他所有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100余人被红卫兵斗争或抄家,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民革中央委员31人,民盟36人,民进8人,农工民主党8人,九三学社8人。工商联仅在8月24日下午被揪斗者就有13人。这些民主党派在当天接到红卫兵的“最后通牒”,限期72小时内全部解散,并登报声明。第二天,各民主党派机关纷纷贴出“通告”,声称“我们坚决接受红卫兵的意见,从即日起停止办公”。
一切都像是喝醉酒的醉汉胡编滥造写成的街头闹剧,却又比任何一部最成功的荒诞剧更加真实可信。只是,看这幕剧时,谁都忍不住会有满眶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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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四闹市区附近前厂胡同的一个院落里,住着四位前国民党的高级将领——
唐生明,湖南东安人,唐生智的胞弟,黄埔四期出身,国民党中将,1956年从香港起义归来。唐的夫人徐来是解放前的著名影星,有“标准美人”之称,曾主演过《渔家女》等影片。
郑庭芨,海南文昌人,郑介民的堂弟,黄埔五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军长。1959年12月特赦后与家人团聚,举家搬进了古老的四合院。
宋希濂,湖南湘乡人,黄埔一期出身,原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兼兵团司令。1959年12月特赦后,经候镜如夫妇介绍,与易吟先女士结婚,搬进该院中安度晚年。
杜聿明,陕西榆林人,黄埔一期出身,国民党中将副司令长官。1959年12月特赦后,其夫人曹秀清从美国绕道瑞士返回北京,与杜聿明团聚,并决定在此长期定居。
在中国现代史的风风雨雨中,这四个人的身影颇为引人注目。他们经历了太多的沉与浮,现在的职务有的是全国政协委员,有的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开会,学习,撰写史料,成了他们后半生的主要事情。四个人在同一个单位,同一个办公室上班,由政协按月发给工资。工作学习之余,他们在院子里栽栽花,种几株果树,体味着昔日军戎生涯中难以体味到的清静和幽雅,日子过得也还算有些韵味。
突如一夜寒风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再一次打破了他们的宁静。
从5月起,政治风声便越来越紧,他们心上那根无形的弦也就越绷越紧。各种小道消息使他们忐忑不安,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夹起尾巴做人”。上班时在机关埋头工作,下班后各自回家,关上门,决不多说一句话。
破四旧了,红卫兵杀向社会,令人心惊肉跳的残酷斗争开始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终于,有一天下班后,他们看见大院的门口贴着一张红卫兵的《通令》:
“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们:
你们听着——
1、勒令你们自动减低工资,过与劳动人民同等的生活。
2、勒令你们不许雇用保姆,禁止再过寄生虫生活。
3、勒令你们从明天起,分工负责清扫前厂胡同,不得有误。”
下面的落款是“某某中学红卫兵。1966年8月26日。”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环境中,造就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恐惧心理,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更不用说他们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了。看过白纸黑字的《通令》后,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共商对策,决定立即答复红卫兵。
于是,由宋希濂执笔,匆匆成文:
“诚恳接受红卫兵小将的监督和改造!
1、每月工资已从本月起由政协机关扣除,减低工资,与劳动人民过同等生活是应该的。
2、我们没有雇用保姆。今后也不会再雇。过寄生虫生活是可耻的。
3、从明天起,保证把分配给我们的胡同地段打扫得干干净净。另外还有什么活,只要我们能做的,还可以多干一些。”
下面的落款是“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
唐生明单独另写一张,以示起义将领与特赦人员有所区别。
他们的条文贴出后的当天下午,一支20多人的红卫兵小分队开进了前厂胡同。红卫兵命令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一字排开,在大院中央站着。一个高个头的红卫兵头头发令,让四个人自报家门。
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都如实作答,再次恳请红卫兵小将监督改造。唐生明在自报家门时,多说了一句自己是起义人员,共产党、毛主席有政策。高个头红卫兵冷笑一声,走到唐生明跟前,用右手戳戳唐的肚皮:“什么起义不起义,瞧你这大肚皮,吸了劳动人民多少血汗!都是一丘之貉,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话毕,高个头红卫兵宣布道:“你们都是血债累累的国民党战犯,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你们胆敢有任何捣乱行为,都将自取灭亡!”
在红卫兵训话期间,四位前国民党高级将领一个个提心吊胆,连大气都不敢出,低着头,静静地听着。红卫兵宣布完毕,院子里响起一阵口号声: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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