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不详的信号。刘少奇明显感觉到了毛泽东对他的不满。并且,毛泽东正在逐步地冷落和孤立他。
果然,第二天,毛泽东在会见刘少奇等人时,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没说上几句话,毛泽东便毫不客气地指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停顿片刻,继续发泄他的怨气:“我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厦门上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对毛泽东尖刻的批评,刘少奇感情很复杂。一方面,他对毛泽东一直很敬佩,毛泽东离京期间,他没有当好这个“家”,内心有些愧疚;另一方面,刘少奇对毛泽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并不摸底,而毛泽东那些模棱两可的指示,总使人有如坠入云山雾海之中。派工作组,是怕出大乱,现在却被说成是和北洋军阀一样镇压学生运动的人,他觉得自己受了委屈。
被毛泽东批评之后,刘少奇不敢怠慢,下令工作组不要再与学生对抗,要集中火力批判黑帮。他企图用转移斗争焦点的方式来挽回派工作组所形成的败局。刘少奇此举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因为一旦彻底否定了工作组,他自己也将被否定。
于是,各校工作组不再将红卫兵打成“反革命组织”,也不再与红卫兵辩论,纷纷把斗争目标对准本单位有为样那样问题的人,寻找“死老虎”来当作“活靶子”批斗,以显示他们的一贯革命性和正确性。
这一下又害苦了那些教书先生。这些“流泪的红腊烛”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总是被动地扮演着不光彩的丑角人物,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他们都属于被改造的对象,七整八整,最后他们大多数像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似的活着:既遭人唾弃,自己也觉得活得少了人的滋味。已经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他们又有大祸临头的感觉,成天战战惊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尽管这样,现在灾难依然降临到他们头上来了。
更加糟糕的是,那些红卫兵们看见工作组在他们革命的对象身上打主意,岂能善罢甘休?工作组在摘“桃子”,红卫兵也要摘“桃子”,就这样,一场揪人斗人的竞赛在各个校园里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可怜的“红腊烛”们真的流泪了,上午刚刚挨过工作组的批斗,下午又被红卫兵勒令迅速赶到另一个会场,继续接受下一场批斗。挨批挨斗,成了“流泪的红腊烛”们现在的新职业。
演出这种荒唐的闹剧,并没有能改变工作组的厄运。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要打倒刘少奇,夺回被刘少奇控制的中央领导权。否定工作组,只是打倒刘少奇的第一步。因此,无论工作组表现得多么“革命”,也难以逃脱倒霉的结局。
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作出了撤消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说着毛泽东做了个挥之即去的手势:“工作组,统统驱逐之!”
7月25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工作组阻碍运动,势必变成反革命。”
7月26日,毛泽东干脆下了这样的断言:“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错误。”
※ ※ ※
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依靠的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帮秀才。有个外国人曾这样形容说:“江青是毛泽东的探雷器。”在文革发动初期,情况确实如此。
江青最初是在毛泽东身边吹耳边风,引起毛泽东对某个问题的重视。然后,江青、陈伯达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去搞一些社会调查,情况反馈回来,再由毛泽东综合分析,并作出具体指示,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频繁在公众场合讲话,从此指导和推动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
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也是采取这种办法。
7月16日,毛泽东在武汉游泳,北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会上由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认为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当时,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否定工作组,刘少奇有些不服,他拍着桌子上的一摞材料:“我怎么是偏听偏信包庇工作组呢?我收到北大等许多学校的同志来信,反映的情况与工作组汇报的情况是一致的嘛!总不能说打人、戴高帽是革命行动吧?”
康生把茶杯“咚”地往桌上一放,蛮横地顶撞说:“我们也有材料,工作组就是镇压群众运动!”
陈伯达操着难懂的福建话,大骂对外文委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一个工作组,外语学院工作组血腥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等等。总之,工作组里没有一个好人。
一贯沉稳冷静的邓小平被激怒了,猛然拍案而起:“好,我们都撤,你去搞搞看……”
就在这天的会议上,江青提着个黑色皮包,悄悄走进会场,在无人注意的记录席上落坐。会议还没结束,她又象来时一样,没有惊动任何一个人,踮着脚,悄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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