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_吴过【完结】(13)

  现在,刘少奇总算松了口气。

  6月23日,刘少奇在一份有关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的报告上批示:“当牛鬼蛇神出笼攻击我们时,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认识,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都暴露后,就要及时组织反击。对大学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一定要揪出来。”写完这一段后刘少奇沉思片刻,沾了沾墨汁,接着写道:“对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市委批准,可以批斗和戴帽。”

  这种笔调和口吻,让人想起灾难深重的1957年。刘少奇自信地认为,这条批示一旦发下去,学生动乱就基本上能解决了。1957年反右不就是这反干的么?1964年“四清运动”也是这么干的。刘少奇相信,只要将闹得最厉害的那几个学生抓起来,其他学生自然会老实本份。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这样解决的。

  刘少奇哪里知道,这条批示,对他倒台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事物正在起变化

  一位外国人在论及中国的文革时这么评价:“充满如此之多的手段和目的之间深刻的不协调而引起的灾难,充满如此之多的由动机和结果之间的巨大鸿沟而造成的伤害。”这个评价是很深刻的。即使从派工作组这一桩局部事例来看,这个评价也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

  既然在中央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都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不理解,那么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普遍思想混乱的状况也就可想而知。作为开展文化大革命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讲清楚了一些问题,又没有讲清许多问题。比如:什么是“无产阶级左派”?什么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问题的答案同他们的思想一样混乱。这样的工作组,注定了要遭遇到莫大的困难。

  工作组带着“八条指示”开进学校,顿时陷入到一系列矛盾之中。他们依照过去反右和四清运动的惯例,对前一阶段造反的红卫兵们进行严厉的批判,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工作组下令封闭了一些校门,拒绝外来串连的学生入内。背地里,则加紧搜集红卫兵头头的黑材料,准备秋后算帐。

  红卫兵们懵了一阵,又迅速组织起来,贴出了“学生运动天然有理”的大幅标语,仗着《人民日报》连篇累牍社论的支持,大胆地向工作组展开了反击。他们说,中央“八条指示”是背着毛主席搞的“黑八条”,“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紧箍咒”。

  双方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他们各自都引用毛泽东语录,证明自己一方的正确。

  刘少奇的批示传达下来之后,工作组领到了“尚方宝剑”,立即闻风而动,对红卫兵的仇恨像火山一样喷射而出,纷纷将领头造反的师生和红卫兵头头打成“反动学生”、“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许多红卫兵组织被宣布为“反革命组织”。

  一个又一个事件发生了。工作组派出后的20多天里,北京市24所高校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至于全国范围,数量就更多了。

  当时在全国反响巨大的有西安交通大学“六·六事件”和北京清华大学“六·一八事件”。

  位于黄河岸边的古城西安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座城市开始躁动不安了。西安交通大学这所全国闻名的重点大学率先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当工作组开进交大时,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颐指气使的女大学生身上。她叫李世英,是“闹事的尖子”,写了20多张攻击校党委和省委的大字报,言辞十分激烈。工作组组织其他学生写大字报对李世英进行批驳,骂她是“美女蛇”,随后工作组索性逮捕了她,并将她和另外一批学生头头戴上高帽子游校批斗。6月9日中午,李世英从关押她的房间窗户里跳楼自杀,幸好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北京清华大学,20岁的学生蒯大富6月21日在一张大字报上写了这样的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批语转到参加清华工作组的王光美那儿,王光美明确指出:右派学生蒯大富要夺权。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则打电话给工作组指示反击。6月24日,工作组组长叶林讲话,指出蒯大富要向工作组夺权,“这是一种反革命行为”。顿时,会场上一片混乱。

  6月26日,清华园举行了“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师生们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等口号。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清华工作组进行“反蒯斗争”,蒯大富多次被批斗,并被关押18天,开除团藉。和蒯大富一起挨斗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人自杀身亡。

  面对工作组的强大攻势,红卫兵拼死反击,他们重新组织力量和工作组对峙。

  6月8日,北京邮电学院发生了驱逐工作组事件,这一行动无疑激发了整个北京市反工作组的浪潮,红卫兵与工作组的冲突,已经公开化、明朗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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