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售还不要紧,禁运就很恐怖了,这意味着各家商人炒了多少盐,一律都要继续藏在仓库里憋着。
只等这个公文一出,胡楚元就在《申报》刊登消息,声明已经从海外购得食盐七千万斤,另有库房囤盐六千万斤,足够冬季开销。
售盐公证早已经印刷好了,商行各家分铺迅速向地方杂货商发证,每证有效期为三年,每年可进盐十万斤。
在浙江,梅启照已经先行出手,在湖州稽查炒盐。
在上海,杨昌浚终于捞到了上海道台的官衔,开始在上海稽查炒盐,但凡家中囤盐超过三千斤,且没有售盐公证者,一律以炒盐罪名缉拿查办。
高压政策之下,各地知府纷纷派人清查炒盐商人。
民与官斗。
这永远都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通常来说,晚清地方政府的反应是异常迟钝的,甚至可以说是冷漠的,但那是要有前提的——上级官员也不在乎,如果巡抚和总督都很在乎,事情办起来就是风驰电掣般的痛快。
谭钟麟很快就抓了十几名参与炒盐的商人,并让他们交代出——所有事情都是有蓄谋的,一切都是由唐延枢、张颂贤等人在背后策划,还和洋人商量好了,连洋人也出资炒盐,且拒绝向江南商行售盐。
目标,挤垮江南商行。
也许,那些商人早就和谭钟麟串了供词,所以才会当天抓,当天就交代,也许,这些人就是谭钟麟埋设的眼线。
官场永远是残酷的,谭钟麟亲自赴上海抓人,而唐延枢也早就得到了消息,躲在租界不肯出来。
张颂贤则在家里被抓。
直到这时,左宗棠才正式上折子,给唐延枢、张颂贤定下“私通外国,祸国利己”的罪名,并认为他们罪大恶极,勾结洋人,想要通过谋乱江东,祸及新疆,使国家丧失疆域。
这个折子一上,唐延枢、张颂贤二人就肯定是死罪了。
就算不死,最低限度也是抄家流放。
事情还没有那么简单,张颂贤缉捕后,陆续供出其他人以求自保,在怡和洋行担任买办的顾寿松也登上了“私通外国”的名单,刘墉等人则陆续上了“谋乱江东,祸及新疆”的名单。
在短短的一个半月里,张颂贤等南浔四象囤盐达四千万斤,唐延枢囤盐两千余万斤,其他各地商人囤盐数量也不低。
这就是“盐祸案”。
晚清是一个谜案众多的朝代,盐祸案就属于一个典型,究竟是左宗棠有意嫁祸,还是商人有意勾结洋人,谁都无法说清楚。
因为牵涉甚广,朝廷紧急调山西巡抚曾国荃出任刑部尚书兼钦差大臣,联同安徽巡抚荣禄一同查办此案。
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结果,恐怕还要等一段时间才能知道。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盐价很快就稳定下来,仅仅是在湖州就稽查出六千余万斤盐,因为还没有最终定案,这些盐不能立刻查抄,但先拨付江南商行用于平抑盐价。
至于这些盐最终该怎么算帐,那就是以后的事情,大不了,江南商行以后还给人家六千余万斤。
在谭钟麟、梅启照两位巡抚亲自负责缉案,曾国荃和荣禄负责审案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更是盐价暴涨元凶之一的胡楚元却安枕无忧。
可他没有立刻返回杭州,也没有去上海,就留在苏州的拙政东园里。
颜士璋不在,王懿荣不在,柳成祥和谭义云都在上海,胡楚元就和潘丽美一起下棋消磨时光,等待着最终的审判。
说起来真可怜,他的围棋技术居然还不如潘丽美。
晚上,两个人点着煤油灯,继续坐在案榻上下棋。
门外传来一阵阵的嘈杂声,不一会的功夫,胡荣就领着一群富绅进来,胡楚元不用多问都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事情而来的。第五十六章 南浔商帮
这些商人约有十多位,有老有少,领头的是一位发须花白的清瘦半老富绅,五十岁左右,眼神内敛而沉稳。
其他商人的神色都显得犹豫不决,聚集到这间浮翠阁的客厅里,不敢坐下来,唯有那位半老富绅颇为沉稳,而大家也都看着他,指望他先开口。
半老富绅上前半步,和胡楚元拱手道:“胡骑尉,老朽刘镛。昔日,令尊前来南浔收购生丝的时候,我也曾和他有过一些交往!”
刘镛。
这是个值得钦佩的人,但也算是胡家最主要的对手之一。
此人白手起家,十四五岁的时候做过铜匠,后来在丝行打杂做伙计,二十岁开始创业,和别人一起合伙做起了生丝生意。
在曾国藩的时代,他又开始涉足盐业,一步步的走到今天,早已成了南浔四象之首。
他和张颂贤既是儿女亲家,也是生意场的合作伙伴,一起经营丝业,一起炒卖盐业。
胡楚元相信,此人在盐务案中扮演的角色并不小。
他轻笑一声,道:“胡管家,给大家都搬搬凳子,让他们坐下来说吧!”
“多谢胡骑尉!”
“是啊,谢骑尉大人赏座!”
这些富绅们仿佛是看到了一丝希望,纷纷露出微微的喜色。
等这些人陆续坐好,刘镛就给胡楚元送上一个单子,道:“我们湖州商人颇为仰慕令尊急公好义,报国利民的志向,听闻朝廷军饷有所积欠,特意募捐了一百余万银子,略表我等忠于朝廷之心,还望胡骑尉转呈给中堂左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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