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伟业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但苦于朝中没有靠山,所以只能在极度郁闷中苦苦挣扎,内心期盼着,皇帝会不会偶尔想起他。
但不论是他还是亲朋好友,都已经暗自认定,他的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
别说一个国子监司业,就算原先南京六部那些堂官,最后的结局除了致仕就是闲置,他这么个不起眼的小官,皇帝那里还记得。
在急急忙忙地赶往京师的途中,吴伟业左思右想,始终在琢磨吏部最后会给他安排一个什么位置,虽然最后也没想到是到底回去哪里,但他心里清楚,只要离皇帝近了,什么位置都可以,千万别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就好。
在到达京师并去吏部报备之后没过数日,吴伟业接到吏部派人通传,要他第二天赶往吏部衙门,听候堂官训话,然后,如在梦中地吴伟业被带入宫中,与朱舜水和张岱一起觐见了皇帝。
在场的还有温体仁、孙传庭、陈奇瑜等三位阁臣,以及礼部的几名堂官。
度过了久未见天颜的紧张和期待感后,吴伟业等人在忐忑不安中聆听了皇帝关于报纸重要性的说明,然后各人都领取了一份如何办报的要义和方法,最后皇帝鼓励他们可以创新思路,在实践中摸索前行,发挥皇明周报的重要作用,促进大明整体建设向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吴伟业和朱舜水,张岱便在现在的公房内,照着朱由检亲自起草的办报纸的有关思路和方法,一条条、一件件的加以了讨论和落实。
在人员和设备相继完备后,皇明周报第一期的内容也校对完毕,并准备送入宫中供朱由检御览后进行刊发,张岱的这片短文便会刊登在首发的皇明周报之上。
第七百四十七章 反响和思考
报社的成立以及皇明周报的发行,在朝堂上并没有引发很大的反响和争议,因为官员们都认为,皇明周报只不过是邸报的翻版而已,皇帝的意图只不过是将其受众范围扩大了而已。
“邸报”又称“邸抄”(亦作邸钞),并有“朝报”“条报”“杂报”之称,四者皆用“报”字,是用于通报的一种公告性新闻,是专门用于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和政治情报的新闻文抄。
“邸报”最初是由朝廷内部传抄,后遂张贴于宫门,公诸传抄,故又称“宫门抄”“辕门抄”。
邸报最初的受众是各行省及府州县主要官员,而随着有更多的人对朝廷的大政方针、皇帝谕旨、官员任免调动等诸多事宜越来越感兴趣,甚至出现了专门抄录邸报以售卖的牟利商人。
官员们及好事者为求省事,都乐于花些钱去购买,无须再去缮抄,这也为邸报读者范围的扩大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邸报除了传播信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会成为修史的依据,记录下某日某时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和人物,为历史留下极为珍贵的文字材料。
在大明,除了有邸报这种可以广泛传播的媒介,还有价值更高的塘报。
塘报是各地军将发给朝廷的奏报,是对自己辖区内各种敌情及战斗情况的汇总,邸报是下行传播,而塘报则是上行传播,只有少数有资格的重要人物才能看到相关内容,并根据这些情报做出相应的判断和行动。
不过,当崇祯十四年腊月初六日,皇明周报问世之后,拿到第一份报纸的朝官们,还是不禁吃了一惊。
因为新报纸无论从规格尺寸还是所刊发的内容上来讲,都与他们想象中的大相径庭。
邸报因为尺寸太小,为了发布更多信息,所以上面的内容都是以微言大义为主,尽量简化具体细节,以求涵盖的范围更加宽泛,阅读起来花费的时间很少。
而皇明周报则是以一种全新的模式横空出世,它的出现直接颠覆了众人印象中传统的媒介形式。
硕大的版面和尺寸、详实的内容、精美的文章、写实型的奏报等等,这一切都让接触到新报纸的人大开眼界。
这其中让人们格外关注的内容是来自方以智、郑芝凤出访随笔,以及陕西、湖北、辽宁等地移民开荒拓田的相关报道。
虽说大明整体风气非常开明,对新生事物的接受度比较高,但由于缺乏对外界的具体认知,所以在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这时期的欧洲与建奴、鞑子等并无二致,都属于未开化之地,与富甲天下的大明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但方以智和郑芝凤的两篇游记却让很多人陷入了思考当中。
原来在数万里之外的极西之地,那些红夷诸国也正在奋力前行,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他们赶超大明的势头已是越来越明显,在某些领域和方面,有些强国甚至已经超越了大明。
而且值得警惕的是,方、郑在游记中都提到,这些西夷崇尚扩张和武力,在他们的眼中,财富可以依靠武力获得,这种行为其实与建奴、鞑子并无区别。
方、郑二人的观点引起了有心人的重视,这也是朱由检所愿意看到的。
故步自封从来就是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只要推动舆论慢慢引导,一些落后的思想很快就会被世人做摒弃。
并没有太多的人怀疑方以智和郑芝凤是在夸大其词,尤其是朝堂重臣们。
不说方、郑二人的人品和动机,就说使团中随访的礼部、工部等有司官吏,在回到署衙中后,也是对这次欧洲之行的所见所闻有了一个详细的描述,他们所说的与方、郑二人游记中描述的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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