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例如有人说,在不久的将来岛民即将被赋以自治政府,而且暗示,一旦自治政府建立起来,那些拒绝签名的人可就要吃苦头了。
我深信大多数的塞浦路斯人民,在现政府的管理下并无不满之处。现政府的政策乃是朝着建立更有代表性的代议制政府的方向努力;不过这一过程不能仓促从事,而且依我看来首先还得逐步增强地方政府的责任。④
正如上面所引的那位塞浦路斯作家承认的那样,塞162浦路斯人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态度最初是冷淡的。
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他们,英国政府的句标兔竟是什么。
①帕特里克?鲍尔弗:《孤零零的国土》(PatrickBalfour:TheOr-phanedRealm),伦敦,帕西瓦尔?马歇尔,1951年版,第25页,第207—208页。
①统计数字见英国殖民部:《塞浦路斯1950年年度报告》(AnnualReportonCyprusfor1950),伦敦,英王陛下文书局,1951年版,第10页。
②从很早的时候起,塞浦路斯教会便是正教组织的独立成员之一。
③见《概览,1931年》,第360页。一位驻塞浦路斯的特派记者认为关于照顾土耳其少数民族的考虑,是“作得过了头了”;后者倾向于提出这样一种“表面看来象煞有道理的论点,即由于塞浦路斯的地理位置,希腊血统的塞浦路斯人处在一个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世界中,才真是道道地地的少数民族”(《泰晤士报》,1952年5月30日)。
作为英帝国的一个政治组成部分,他们被宣布为交战国, 并被号召作为志愿人员入伍。然而殖民部却没有采取过任何至少可能使塞浦路斯人有所指望的行动,他们指望生活情况可能会得到改善,或被赐予一点点自由。因而,只是在发生一连串严酷的事件以后,塞浦路斯人才对战争采取了明确的态度。⑤
作为一支作战力量,塞浦路斯联队于1940年2月建立——“可是它吸引到的入伍者却寥寥无几”。一直等到意大利参战,特别是意大利于 1940 年10 月对希腊入侵, 才使操希腊语的塞浦路斯人感到“这下战争是打到自己头上来了”。据说有六千名塞浦路斯人加入英国武装部队参与了希腊战役。到了1941年10月,约有一万九千人在英国部队中服役,其中五千多名在国外作战。志愿入伍的人们主要是工人和农民。
1942年11月25日,英国殖民大臣宣布,作为恢复代议制政体的第一步,正在采取步骤准备在塞浦路斯进行市政选举。同时,“劳动人民进步党”(通①
常简称为AKEL)也获得政府的许可开始建党,但没有获准在1942年开会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②12 月,受政府雇用在首都(尼科西亚)从事国防和其他劳动伪工人,为争取提高
工资,举行了为期十天的罢工。因为,尽管政府提供了可观的补助,力图控制物资供应和物价,同投机活动和黑市进行斗争,但生活费用指数还是上涨到了二百四十163六(1939年8月为一百)。③另一方面,由于国防工作和大量的军事开支,就业机会是不缺乏的,终于使得农民摆脱了身上的债务负担。牵涉到1942年12月的罢工事件,七个工会人员因威胁一个“工贼”①
的生命安全而被关进了监狱。②
1943年3月21日,一位中产阶级出身的意诺西斯分子,通过市政选举⑤这种建立自治政府的尝试并不那末顺利。B·J·瑟里奇(B.JSurridge)在他的《塞浦路斯农村生活概观》(SurveyofRurallifeinCy-prus,1930年)中曾指出:“只有百分之十八的农村业主不欠债……农民受看放债人的奴役,被迫以最高的价格从他那里购买种子和家畜,然后再以最低的价格把所有的产品都卖给他”(转引自w·L·伯恩:“塞浦路斯之未来”,《半月评论》(W.L.Burn:“TheFutureofCyprus”,FortnightlyReview),1947年6月,第410页〕。另外,总督在1926年时还发现,在会议里代表操希腊语的多数族的十二位委员(包括八名律师、一名主教、一名商人和一名农场主)中,便有四人是搞放债的[费边殖民地局:《战略殖民地和它们的未来》(FabianColonialBureau:StrategieColouiesandtheirFuture),伦敦,费边出版社和高兰兹,1945年版,第32页]。
①无论是对操土耳其语的少数民族,抑或是对政治上不满的“希腊人”都是明显地一律对待,实行检查。阿塔图克葬礼的影片就这样被禁映了(《泰晤士报》,1939年5月3日)。
②殖民部:《1938年年度报告:塞浦路斯》,第9—10页。
③“当战争爆发之际……经常负债以及放债人的勒索,便是套在农民脖子上的磨石”(塞浦路斯总督查尔斯?伍利爵士的话,根据《泰晤士报》1945年5月22日报道)。
①多罗斯?阿拉斯多斯:《塞浦路斯,过去和……未来》(DorosAlastos:Cyprus,Pastand…Future),伦敦,塞浦路斯事务委员会,1943年版,第44页,第60—61页。
②见里奇蒙?帕尔默爵士:“塞浦路斯”(SirRiehmondPalmer:“Cyprus”),《皇家中亚洲学会季刊》,1939年10月,第26卷,第606—607页,第617页。在两篇对塞浦路斯政府带有批评性的文章中(《每日电讯报》,1938年12月29日),阿瑟:默顿(ArthurMerton)写道:“根据我在1931年从事塞浦路斯报业的经验来看,政府下决心控制报纸确实是有道理的。不过各种规章法令应该是容许明智的解释的。对于整个控制制度也有必要进行彻底的改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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