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制
大西的军制,有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之分。正规军共四十八营,以孙可望为监军节制文武平东将军,刘文秀为挂先锋印抚南将军,李定国为安西将军,艾能奇为定北将军(34);以王尚礼为提督御营,窦名旺为提督皇城都指挥,王复臣、王自羽为水军左、右都督。此外,大将尚有张君用、马元利、冯双礼、白文选、刘进忠等。上述将领除王尚礼、窦名旺外,都经常统兵分镇或分巡各州县。
为了维护地方治安,大西政权在各州县还组织了地方武装,称为里兵。史料记载,大西政权“有里兵,皇兵名色。按户口佥派,三丁抽一,皇兵出师,里兵守城。”(35)仅在简州一地就有“里兵五百人,属伪都司管辖”(36),定期进行操练。
三、肃清内奸,厉行法治
张献忠深恶朱明宗室的鱼肉人民,入川后就下令:“凡王府室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37)防止了地主阶级利用正统旗帜拥立朱元璋的子孙发动叛乱。为了防范敌探奸细,大西政权实行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如在广元,“城中居民不论老幼男女,一切入籍,不能遗漏一名。”(38)西京成都的城禁更是十分森严:
“四城门不许擅行出入。凡城内出者,先赴兵马司处投递手本,上开某街等几铺或某坊某人出到某处,左右邻某人,户首某人,保结某人,有无家口,约某日回城。如至期不回,先拘左右邻及户首斩杀,后拘出城不回之人家口,不拘老少,尽数斩杀。其城外入者,兵马司盘问明白,填给入票。事毕出城,验缴原票方行放出。如或有失落原票者,即杀不放。如系本日往还者,则于左颊印一图书,至晚验明图书方行放出。倘或有被汗水磨擦,图书不明者,亦拘留斩首。”(39)
又派出缉事兵丁,化装成平民于大街小巷往来巡查,发现有“讥讪新朝”言论者,立即绑赴王尚礼处严加惩办。一天夜间,有个男子絮絮闲谈,他的妻子阻止说:“夜深了,你还是张家长李家短说个没完没了。”被缉事兵丁听得,第二天捉将官里去。张献忠得报后大笑道:“这是说我家长,自成家短,是个良民嘛!”下令给赏释放(40)。在这种政治空气下,城中百姓虽不免感到精神紧张,但大西政权肇建之初,敌对势力尚欲蠢动之时,严加警戒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手段过于残酷了些。
四、经济措施
大西军在湖广的时候,曾经宣布过钱粮三年免征的政策,军饷等费用都是取之于没收官府、宗室和官绅地主所得。入川以后有否改变,没有见到明确的记载(41)。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大西政权在四川没有实行按土地或人口征收赋税的政策。几十万大军和各级政权的消费,基本上是依赖没收和打粮。当时人士傅迪吉和李蕃的著作中,都描述了大西军出外打粮的情况。明末社会中,家有余粮的固然主要是地主,可是这种见粮就拿,见猪就杀的政策,必然要侵犯到一般农民的利益。如果说这种作法在流动作战时期还有它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权,继续这么办就必然走到难以为继的地步。它不仅不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而且必然导致生产的萎缩和停顿(42)。这不能不说是大西政权在四川站不住脚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大顺政权相类似,大西政权也曾经“取富户追赃。”(43)拘绅衿富室大贾罚饷银,皆以万计,少亦数千,不问其力之足否。事甫毕,则又戮之如初。”(44)在雅州“止发土户(指土司)钱粮助饷,地方尚未残破。”(45)
为了便于民间贸易,大西政权铸造了大顺通宝,制作精工,同明末的薄劣恶钱适成鲜明的对照(46)。张献忠还下令专门铸造了“西王赏功”钱,分金、银、铜三品。这种钱显然是供赏赐有功将士之用。其铸造的时间大约在入川以后至称帝以前,至于是否可在市场流通尚不清楚(47)。史料中可以看到不少当地百姓“入营贸易”的记载(48),说明大西政权是保护商业的。
五、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
张献忠在成都建立政权以后,礼部尚书吴继善曾推荐明末来川传布天主教的耶稣会士利类思(意大利人)、安文思(葡萄牙人)“才德兼优”,可备顾问。献忠依言派礼部官员前往聘请。接谈时,献忠从他们那里得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知识,感到非常高兴,待以上宾之礼。不久,以二人“深通天文地理,又知各国政治”,赐以“天学国师”徽号,由国库按月发给银两。这两个耶稣会士通过同张献忠的接触,发现他“智识宏深、决断过人”,“天姿英敏,知足多谋、其才足以治国。”(49)张献忠抱着很大的兴趣向两位传教士询问了西学和西方各国政治制度,风俗人情,兼及天主教教义和“教内事件”,注意吸收当时西方比较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他“问算学之事甚多”,并且“随同左右辩论,颇有心得。”他还委派传教士带领工匠用红铜造天球、地球和日晷各一座。造成后,张献忠“视若异宝,饬令将天、地二球排列宫中大殿上。以壮观瞻。”(50)他多次向传教士索取天文书和算学书,表明他对西方的科学技术非常关注。
然而,张献忠却不赞成在中国传播天主教。他很得体地对传教士们说:“吾深知尔等之教,活而且圣。惟一天主真神,应受朝拜,尔等当朝拜之。然当在欧洲朝拜之。因我等生于中国,亦有我等之敬礼,谨当守之。尔等之天主亦愿在尔欧州享受敬礼,因彼处有多数人敬之故也。天主不愿在中国受敬礼,亦不令人尊之敬之,因此地之人心锢闭,随从其祖宗之教故也。是以尔等教律紧要诸书,尔等宜保存之,并耐心等候吾将全国平服后,即当送尔等还乡。彼时烦尔等多遣天文学士及天文诸书惠寄来华。”在一位封建社会中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农民领袖身上,竟然具有这样明确的区分精华和糟粕的卓识,实在是令人钦佩的。张献忠尊重传教士们的科技知识,但对于他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隐情却洞若观火,“谓其借传教为名,暗行其私意,侦探中国底蕴,报知外国。”从后来公布的西方传教士超越宗教活动范围,私自搜集和记录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地理、风俗、人情等大量情报来看,张献忠的“智识宏深,决断过人”诚非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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